先走一步

老实交待，同大家一样，我也没有想过要先于父母而逝。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是否意味着荒唐？

不！这种想法很简单：倘使我们死在了父母的前面，我们就会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所谓财产，要么全部留给他们，让他们的晚年过得更好些；要么给他们一半，另一半给我们的另一个女人。

悲哀得令我直想掉泪的是，我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同所有人一样，我也认为，父母总会先于我们而去，这是自然规律，几乎是天经地义。所以，人活一辈子，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把他们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女，即便他们的父母仍然健在，也较少有人会把自己财产的一半给父母。事实上，就连分一点点的想法都没有，莫要说分一半了。好像只有父母给儿女的义务，而儿女没有给父母的义务。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百善孝为先”、“夫孝，德之本也”，强调的都是一个孝字。而孝字，狭义上理解其实就是善事父母。我时常问自己：我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会有许多个答案。但我相信，所有的答案里头必有这样一个：为着孩子！“为着孩子”听起来冠冕堂皇，可我们活着，难道不是为了报恩生养我们的那两个人的吗？我们口口声声说“尊老爱幼”，为什么我们的头脑里只有幼，没有老？何况那个幼早已不幼了。他们早就成家立业了，独自生活了。“为着孩子”，与“孝”无关，也与“德之本也”无关。依我对孝的狭义上的理解，我坚持认为，孝是下对上，而上对下，则是一种本能的爱。

别小看了这爱字，它比孝字起作用。我们爱孩子爱得惊天地泣鬼神，可我们孝父母也孝得惊天地泣鬼神吗？即便我们死在父母之前，我们把生养我们的人扔在了世间，我们也不会牵挂；我们牵挂的，永远是我们生养的那个人，或那几个人。

所以，当我读到果戈里的遗嘱时，我哭了。

我遗嘱我死后的版税收入归我母亲和姐妹所有，但这要在与穷人分享的前提下。不管我的亲人们如何贫寒，她们永远会记住，在世上还有比她们更贫寒的人。她们只能接济那些真正想改变生活、努力上进的穷人。为此，她们应深入了解每个穷人的情况，只有在情况完全了解之后才能提供经济支持。这些钱来之不易，不能随便把它们扔到天空中。我的全部不动产，早就奉送给了我母亲，如果十五年前作出的确认这所别墅归属的文件还显得不够明确，那么我在此重申一次，以便今后无人敢与我母亲争夺其所有权。请母亲和姐妹在我死后重读我近三年来给她们写的信，特别不要遗漏那些看来仅仅涉及家业的信件：信中很多内容在我死后能够理解得更清楚。……

果戈里是俄罗斯小说创作的领路人。1845年，只有36岁的果戈里忽然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趁头脑还清醒”，立下这篇很长的遗嘱。而距他真正的死亡，提前了整七年。

只能说，果戈里是个好儿子，这是儿子对母亲最大的孝，最深的爱。只能说，果戈里的母亲不幸之中有幸——她失去了一个好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但她应该为有这样的儿子自豪、骄傲！

果戈里死得早，死得早有什么不好呢？能把自己赚来的财产留给自己的母亲安享人生、安度晚年，早一点死实在要算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啊！俄国人可能没有我们这么多关乎孝道的说教，但俄国人做出的事情却直让我们中国人汗颜。中国人讲了那么多孝故事，不及果戈里做了这一件事。在我看来，果戈里是最有福的人——死在他母亲之前，尽了一个人子应尽的孝道。

像果戈里这样幸福的男人，在俄罗斯并非独此一个。下面我要说的这个人，在中国，他比果戈里的名气还响、还大，他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你觉得这名字拗口，还不是那么熟悉，那么，我说他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就会锐叫一声：“啊？是他啊！”没错，正是他。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家乡烈士墓前的那段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愧疚。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几乎耳熟能详。在我热血沸腾的年纪，当然，也是懵懂的年纪，我曾把这段话抄录下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法国作家司汤达说过，一个人在踏进社会时，应该准备若干条格言，作为处世指南。可在我那个年纪，我只准备了保尔•柯察金的这一条格言，而且不是作为处世指南。当然，说是自己的座右铭，也不确切。确切地说，我是把他作为我人生的一个奋斗目标、一个前进方向，甚至想象着我人生的样子就该这个样子。但过了那个沸腾的年纪，懵懂的年纪，尽管我依然欣赏这段文字，可我知道，“解放全人类”不是我的事。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临死的时候，并没有再次说出他在作品中说出的豪言壮语。一九三六年末，奥斯特洛夫斯基病情恶化。当他预感到死神即将来临时，他把妻子唤到床前，说：

我现在要对你说的，恐怕是我最后几句能够说得连贯的话了……我这一生过得不坏……一切都是自己争取到手的，什么都来之不易。我奋斗了一生。你也知道，我从没有被困难压倒过……不要荒废学业，没有文化，你成长不了。要想着我们的母亲。两位老人为我们牵挂了一辈子……我们欠他们的实在太多了……而没有来得及报答他们。你要好好孝敬妈妈……

说到这里，昏迷了过去，苏醒过来，问——

我哼哼了吗？

没有。

你瞧！死神走近了我，但我没有向他屈服。

又一次昏迷了过去，再苏醒过来。再问：

我哼哼了吗？

没有。

这很好，这说明，死神奈何我不得。

又昏迷了过去，这回，他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刚刚活过三十二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于莫斯科寓所。

同果戈里一样，奥斯特洛夫斯基死在了他父母的前面。尽管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其遗言中并没有提到财产的事，但他断断续续之中三次提及母亲和两位老人，依然令人为之动容。“要想着我们的母亲”、“两位老人为我们牵挂了一辈子……我们欠他们的实在太多了……而没有来得及报答他们。”最后一句话依然是妈妈——“你要好好孝敬妈妈……”

奥斯特洛夫斯基死得比果戈里还早，死得早有什么不好呢？能把自己赚来的财产留给自己的母亲安享人生、安度晚年，做一个这样的儿子，才真正堪称是一个好儿子，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才是孝子，真正的孝子！在我眼里，做一个这样的儿子，他乃是人世间最幸福的男人。

果戈里是这样的一个最幸福的男人，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是。他们的母亲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

全世界的人都热爱自己的母亲，只不过他们没有我们这么爱说教。我们的传统文化足够强大的了，即便当下，我们仍旧把尊老敬老挂在嘴上。但是，说得最多、说得最动听，往往做得最少，做得最差。俄罗斯人对母亲的爱，一如他们对祖国的爱。他们不喜欢说教，他们只用切实的行动去做。果戈里这么做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么做了。他们的行为无疑影响到了俄罗斯作家，也影响到了俄罗斯民众。

苏联时期有一个著名导演、编剧、演员、作家，他叫瓦西里•马卡罗维奇•舒克申（1929-1974），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说《红莓》，主人公叶戈尔在临死的时候还不忘尽人子之孝：

叶戈尔静静地从对面走来，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扶住一棵棵白桦树……扶过的白桦树上留下鲜红的血迹……“钱……”叶戈尔用尽最后力气说，“在我上衣里……你和妈妈分……”一滴泪珠从叶戈尔紧闭的眼皮下滚了下来，颤动着，挂在他耳边，最后滴下，落在草地上。叶戈尔死了。他躺在那儿。这个俄罗斯农民，他躺在家乡的原野上，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躺在那儿，脸颊挨着地，仿佛在听着什么，听着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就像他在童年时紧贴着电线杆一样。柳芭扑在他怀里，低声地，凄惨地哀号着。

叶戈尔是个农民，死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柳芭是他的妻子吧？他要她把他上衣口袋里的钱拿出来，“你和妈妈分……”叶戈尔的泪珠从紧闭的眼皮底下滚了下来，这泪珠是留恋着生、还是留恋着妻子？抑或，因为他看不见妈妈了？

这个俄罗斯的农民，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想到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妻子，一个是妈妈。他没有果戈里那么多的财产，他没有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的名声，但这个俄国农民却同果戈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那么伟大、那么可爱、那么可敬、那么幸福。他们都在死亡来临时，灵魂突然大放异彩！

2000年4月19日，下午4时，我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去往另一个世界。3年后，我的父亲也随了母亲而去。他们都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的财产。他们给了我生命，我还要什么呢？什么样的财产能比得上人的生命？当然，如果他们真给我留下一笔财产，我不知道，那会在我的精神与肉体上成为多么沉重的负荷。因为，对我来说，那是不劳而获，即使是从亲人那里得来的也不光彩。我已经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了，我不需要过多的钱财。对我而言，生命就是活命，活命就是一口饭。而这口饭任何时候都要自己去挣，去赚。自打我生下来，我活命的那口饭都是父母给的。长大了之后，我就得自食其力，也必须自食其力了。自食其力是最低要求。因为，养我的人老了，不能再继续劳作挣饭吃了，这个时候，我就该养他们了。但是，当我慢慢地有能力去养他们时，他们却不要我养了。

当我接触到果戈里、接触到奥斯特洛夫斯基、接触到舒克申笔下的那个俄国农民叶戈尔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活得太久了。我觉悟得太迟了。我的灵魂难道不及一个俄国农民的灵魂吗？我不需要我的灵魂大放异彩，我只需要我的灵魂跳出来，能让我意识到：一个不能尽人子之孝的人，他不配做人！我们都是父母的“遗产”，如果我们再接受父母遗留给我们的财产，并靠这笔财产风光地活着，那只能是一种耻辱！

幼年丧父（或母）、中年丧妻（或夫）、老年丧子（或女），一向被视作人生三大不幸。一个年幼的孩子丧失父母，的确是人生里头极不幸的事。但中年丧妻或丧夫的人，则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不幸。在一些功成名就，或小有财富的男人那里，中年丧妻可能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至于老年丧子，我依然认为值得商榷。如果是果戈里、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的儿子，死在父母之前，固然会令父母伤心，可这早丧的儿子毕竟还能给他们的父母留点遗产，让晚年的父母活得更好一些。人总是要死的。活得有意义，没那么容易，可死得有意义，我从果戈里、奥斯特洛夫斯基身上找到了。可惜，尽管找到了，我却不能付诸实施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总被我们看的太悲苦了。殊不知，黄泉路上无老少。生命不过就是早一步、晚一步的事。早一步，未必就是苦，晚一步，也未必就是福。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在父母健在时,对他们说一声：“父亲、母亲！允许我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我想尽果戈里那样的孝道。最不济，我也想做个叶戈尔，把我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钱留给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当然，还有我的女人。

                             二〇一六年八月六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