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退一步

中国人偏爱男孩，理由只有一个：传宗接代。就连我们的亚圣孟子也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将传宗接代上升到“没有儿子，便绝断了祖先的祭祀”这般的高度，大约也只有圣人能做到。

高度不仅有了，还视为最大！看上去这是男人的光荣，实际是叫男人不好活命。通俗地讲，这个担子太重——怎么着也不能在你手里绝断了祖先的祭祀！这就意味着，你必须让你老婆给你生下个儿子。否则，你便大不孝！

所以，在中国，老一辈人中一连生下“八仙女”后依然还要生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呢？就为一个儿子。

到了我们这一代，大约是要让祖先们失望的了。不过，我相信祖先们大抵是能够体恤我们的。不是我们不想孝，而是国家不允许我们孝——只生一个孩子，谁能确保这一个就是儿子？多生一个不可以吗？可以！但前提是：你要丢掉饭碗。让祖先满意，我就得丢掉饭碗。可丢掉饭碗，我就要饿肚子。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挨过饿，深知没有饭吃的滋味。多么艰难地混到这个饭碗，而且被大家称之为“铁饭碗”——在我姐姐看来，在机关里工作的人捧的都是“金饭碗”。我并不深爱自己的职位，我深爱的是自己手里捧着的饭碗。不管它是铁的还是金的，碗里的饭才是真的。

也就是说，我对祖先的不孝，是因为我怕丢了饭碗。当然，我也可以推卸责任，我也可以说，是政府让我不孝的。这话政府听了，可能不悦。但一定认为我的话又确实没错。

是的，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才让中国的这一代男人绝断了祖先的祭祀，成了大不孝者。

我不否认，传宗接代需要男人，但仅有男人就可以了吗？男人可以传宗接代，女人不是同样可以传宗接代吗？二者本是缺一不可的事，怎么就把使命全给了男人了呢？怎么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忽略掉女人呢？难道在我们的文化体认里，女人们不能算作人？

我们都知道，甚至小孩子们都知道，男女平等。可许多司空见惯的事，只要你稍加思考，你就不难发现，男女并不平等，而且随处存在。明明传宗接代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事情，可在圣人的眼里却成了男人一己的事。难道女人在圣人眼里也不是人？圣人之言一出，中国的男人本事就大了，一些男人则飞扬跋扈得很，为何呢？圣人说了，传宗接代不但是他们男人的事，而且是大事。在这场男女大戏中，女人也实在不争气。不给他们生，看他们怎么传、怎么接？

在柏杨眼里，中国人是丑陋的。在我眼里，中国人则显得十分可笑。比如说，生了儿子，便认为有后了；生了女儿呢？谁也不敢吱声，至少不敢说“有后”的话。我常感到奇怪。奇怪啥呢？奇怪中国人的生儿育女观。这生儿育女观，不只可笑，还很可悲。比如，“养儿防老”。岂止“有后”，还能“防老”呢！你看养儿的好处何其多矣！我说，我们可笑复可悲，就在于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养老交给自己，而是把养老交给儿女。其实，这世间只有养儿女的老人，少有养父母的儿女。即使养，也必“百日床前无孝子”。有人一定反感我这思想——天地良心，这哪是我的思想？这可是中国人几千年活下来的人生经验啊！反感我的人，我也能理解。不过，生命短暂，要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处境和你的孩子们的表现了。

一如我们必选择婚姻一样，我们也不得不选择孩子。但我之选择孩子，一不是为“有后”，二不是为“防老”。我对“有后”、“无后”看得极其淡然，甚至可有可无。至于“防老”，基本上是自己防自己的事，别把赌注押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我这种思想，可能与这个世界过于残酷的现实有关。当然，也与中国人的经验认知有关。中国人的经验认知，是他们人生的体会，比较可信。比如他们说：“儿是冤孽女是愁”（一说儿是冤业女是债）。

这句经验之谈，之所以给我如此大的震动，就在于，至少还有一部分人是不看重、不相信“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这般的观念的。事实上，我也说不清这其中的玄机。这方面，也许只有佛教才有发言权。而我对于佛教，仅略知皮毛，不能给这种经验之谈的人们一个宗教性的答复。也许，就世俗的人们而言，在领受了“儿是冤孽女是愁”的滋味后，固然不再对儿女抱有希望，可他们依然不能将这种行为升华到宗教的高度予以认知与理解。他们至多会想到，儿女不孝，跟自己没有教育好他们有关，也与他们自身的地位有关。

抛开宗教，就我的理解，我认为，“儿是冤孽女是愁”，足以正告我们，人类的生儿育女，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大上，那么了不起！同时也正告我们，别对儿女抱有多大期望，他们可能是你的传后人，是你的“小棉袄”，也可能成为你的冤孽，你的愁苦。如果是后者，那么，你的期望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你的爱有多深，你的伤害便有多深。不要以为，世间只有男女恋爱、婚姻的伤害。来自于子女对父母的伤害，也大有人在！而这种伤害，才是最致命的伤害。

因此，我一直很痛苦、很纠结：为何你最爱的人，付出最大、最多的人，却成了伤你最深、最重的人？

是他们不孝吗？是他们不明事理吗？是他们故意为之吗？好像都不是。但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当人类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时，他们就会求救于宗教。宗教认为，上一世我们亏欠过他们。那么，上一世他们和我们是什么关系？难道也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既然是这样一种关系，为何在这一世要来伤害？如果，父母与子女这种一世报不了，下世接着报，岂不就成了“冤冤相报”？父母与子女岂不都成了冤家？谈什么疼爱？谈什么孝顺？如果我们深深疼爱的孩子，长达后会成为我们的冤家，我们的愁苦，这该是多么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啊！但在我们疼爱他们的时候，哪里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冤家呢？哪里晓得前世里，我们亏欠过他们呢？事实上，前世的事，我们一丁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到底我们亏欠过他们，还是他们亏欠过我们，谁说得清呢！上辈子我们若是做子女而亏欠过父母，那这一世我们就该做子女回报父母，才对。如果上辈子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会亏欠子女吗？我们这辈子若不受子女待见，不受子女孝顺，甚至与子女成为冤家，成为债主，我愿意将其理解为，上辈子我们曾这样对待过自己的父母。

宗教是有益的，但我却不认可这样的说教。我最想看到的，不是这辈子的事留到下辈子报，而是一辈子的事一辈子清。也即现世现报。现世现报的好处，就在于能在活着时看得到，而转入下一世，实在让人难以信服。毕竟，相信宗教的人不是很多，更遑论来世了。

转世说，除劝人向善，更充满了精神慰藉。不消说，宗教的这种说词，即便有道理，可能也不是惟一的道理。

所幸，世间的父母与子女，无论有着怎样的冤孽与愁苦，都阻挡不了人们生儿育女的热情，也阻挡不了人们对子女的疼爱与呵护的情感。所以，我们不必担心人类会后继无人。

人类的确不必有此担心。但我却总放不下自己的这颗心。放不下，与传宗接代无关。放不下，乃是我对于人这种自称有思想、重感情的动物，愈来愈为之忧心。忧心什么呢？忧心他们总把感情放错了地方，更忧心他们的溺爱，和他们泛滥的情爱。放错了地方，你必爱错了人；溺爱的结果，常常是伤不起；泛滥的爱，则让人找不到真爱。

即便是我们的子女，我们究竟该给予他们多少爱，怎样的爱？我们对子女的付出，口口声声说不求回报，可当子女真不回报时，我们就大发雷霆，臭骂子女为“白眼狼”、“儿是冤孽女是愁”。

而子女呢？父母对他的爱，他又是怎样的一种理解？是做父母的理所当然，还是多此一举？“养儿方知父母恩”，养了儿的人真的就知道父母恩了？如果知道了，那世间还会有“儿是冤孽女是愁”这一说吗？许多人恰恰不是知了父母恩，而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们该如何做父母？我们又该如何爱孩子？我们该如何做子女？做怎样的子女才能令父母满意？这些问题我们可能都想过，也可能谁都不去想。不是有必要无必要，而是想了也白想。因为，你想也那么做，不想也还是那么做。

我们早已是文明社会的人了，但我一直对这个文明社会有所质疑。不说别的，单单一个“儿是冤孽女是愁”、“娶了媳妇忘了娘”，这能算是文明社会的人吗？如果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乃是冤孽、乃是愁，试问，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能令人信赖？如果娶了媳妇便将娘遗忘，那这种东西还能叫作人吗？换言之，人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他有资格讲高尚、讲文明吗？

没错，骨子里，我对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总是缺少那么一点信任。生活在今天的我如此，生活于16世纪中叶的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也如此。

蒙田曾跟随传教士深入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帕塔科部落传经布道。遗憾的是，当地人对他们的传经布道根本听不进去。

1560年，年仅10岁的查理九世接替英年早逝的哥哥弗朗西斯二世，登基成为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消息传来，传教士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传教机会，他们便邀请帕塔科这个原始部落的人前来参加加冕仪式。帕塔科部落派了一支由50名武士组成的队伍前往巴黎。加冕仪式一结束，蒙田便迫不及待地问帕塔科的武士们此行印象如何？没想到，帕塔科的武士们却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大人为什么要听一个10岁小孩发号施令？第二个，穷人为什么要向富人缴纳财物？第三个，子女为什么要为死去的父母铺张办丧事？

暗自得意的蒙田不以为然地回答：“那个10岁小孩是国王，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话；穷人向富人租地借钱，理所当然要缴纳财物；只有将丧事办得豪华，父母的灵魂才能安息。”

蒙田的解释，更让帕塔科武士们疑惑不已：“这个小孩凭什么能当国王，他杀死过鳄鱼吗？富人的财产根本用不完，还要那么多做什么？父母在世时不好好对待，死了再补偿又有什么用？”

这回轮到蒙田疑惑不已了，甚至让蒙田觉得帕塔科的武士们太滑稽可笑了，但他还是礼貌地、耐心地告诉他们：“那个10岁小孩是已故国王的弟弟，只有他才有资格当国王；富人的财产都是自己的，不能白借给穷人；办丧事是子女报答父母的最后一次机会，多花点钱是应该的。”

听了蒙田的解释，帕塔科武士们的脸上浮出鄙夷之色，他们冷笑着说：“法国人不过如此，还不如我们呢。在我们那里，杀死鳄鱼最多的人才能当国王，富人会毫不吝啬地将财产分给穷人，父母活着时会得到子女最好的照顾。”

蒙田再也无话可说了，他懊恼不已地将帕塔科武士们的三个问题收录进自己的作品《随笔集》，至死也没有找到答案。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作家，蒙田找不到答案，完全能够理解。因为，不要说一个人文主义作家找不到，就是整个人类，在我看来，我们也很难找到，尽管我们找到过许多答案，包括现今正在实行的这些答案。

找不到，也不可怕，人类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找。但人类却不愿承认自己找不到。在一些人看来，若说找不到，那岂不是太令人类丢脸？于是他们冒失而轻率地对我们说，我们早已进入了文明社会，我们早已成了文明人。

帕塔科的武士们，他们来自于亚马逊热带雨林之中的原始部落。在蒙田这样的文明人眼里，他们的思想只能是滑稽可笑。但真正滑稽可笑的，究竟是帕塔科人呢，还是包括蒙田在内的我们这些文明人呢？当蒙田无言以对时，当蒙田不得不将帕塔科武士们的问题收录进自己的作品时，答案其实已经明摆着了：滑稽可笑的恰恰是我们。

帕塔科武士的问题，其实正是帕塔科文明的映现。他们与蒙田的对话，代表着原始部落与文明社会的对话。惭愧的是，在原始部落武士面前，作为文明社会的代表蒙田竟无言以对，懊恼不已，不能不说这是一件很丢文明人脸面的事。但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原始人对我们文明社会的一次检视。只是，假使我们的文明真不如人家，那么，我们可有正视的勇气？我们敢于承认自己不够文明吗？承认可能意味着倒退，但倒退如果正是为了找寻真正的文明，那倒退一步又何妨？

同样，在父母对待子女，子女对待父母问题上，我们可否后退一步，去帕塔科人那里找寻智慧？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