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婚姻的罪与罚

人们歌颂爱情，却较少歌颂婚姻。婚姻是爱情的产物，大抵爱情走到婚姻，爱情便止步了。

爱情是婚姻开启前的一幕重头戏，戏演完了，就开始过日子了。这时候，情人时的“心肝、宝贝”便成了“丈夫”和“妻子”。年轻时叫“老公”、“老婆”，年老了便“老头”、“老太”地叫。

重头戏演完之后，倘能老老实实过日子，养孩子，倒也不错。问题出在，许多人演完了戏，还想再演。

再演，便意味着婚姻要出情况，乃至于破碎。婚姻的破碎，也许算不上最恐怖的事。最恐怖的事情乃是，他们先前为婚姻而演出的那一幕爱情大戏，难道是虚情假意？难道是弄巧成拙？

再演一出爱情大戏，有人说未必就影响家庭，未必就家庭破碎。可是，如果家庭不破碎，就意味这一次的演出，不再是为了婚姻了。如此不为婚姻的演出，又为的是什么？仅仅是性？如若仅仅为性，那又怎么能叫爱情呢？可不叫爱情又叫什么呢？我们歌颂爱情，究竟歌颂什么样的爱情？

婚姻的幸与不幸，一言难尽。照我看，婚姻的不幸不在于选对还是选错了人，而在于许多人受了爱情的蛊惑，错把爱情当成了婚姻，当成了他（她）生命中的一切。大凡把爱情看作婚姻，把婚姻等同于爱情的人，都是婚姻里头的失败者和受害者。当然，也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他（她）一个人。真正的罪魁祸首也许怕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那个名叫爱情的魔鬼。这个魔鬼，它不仅让你着了魔，入了迷，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还能让你背叛家庭，背叛父母，与你所爱的人私奔。

为了爱情，连养育自己的父母都可背叛，都可舍弃，这个叫爱情的东西具有多么强大的魔力！这个世界的不可理喻就在于，无论世人，还是父母，最后都选择无奈的原谅。可我却坚定地表示：绝不原谅！在我看来，这不叫爱情，即便叫爱情，也是不孝的充满了邪恶的爱情！想一想：连养育自己的父母都可以弃之不顾，去与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私奔，这是怎样的一种不孝啊！这与一个人看见他（她）的父母死了，可他（她）却头也不回地走掉，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叫爱情的魔鬼，在将我们带入婚姻的殿堂之后，就逃跑了。逃跑了也好！这就等于对我们说，老实吧，清醒吧，好好地与你选择的爱人过日子吧。可是，人类却在老实了一阵子后，头脑又犯晕了，竟然很怀想那个魔鬼。于是，有那么一些人便壮着胆子又去寻找了。寻找的结果是：有人身败名裂，有人倾家荡产，有人妻离子散。总之，结果很坏。

即使这样，即：即使这样惨烈、不幸的事情每时每刻发生，也阻挡不了人们寻找的脚步。于是，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了爱，有了婚姻后，人们还要寻找爱？还要寻找婚姻？好像人们寻找的大都是爱，而不再是婚姻了。可是，不再是婚姻的爱，还可以叫爱吗？

人们歌颂爱情，只能歌颂以婚姻为目的爱情。一切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都是不能歌颂的。然而，人类哪里分得清楚这一切呢。可是，人类如果连爱情这个东西也弄不清楚，人类又能弄得清楚什么呢？每每面对爱情毁灭人类，人类践踏爱情的种种不幸、种种罪恶时，我既赞美不起爱情来，也赞美不起人类来。人类毁灭自己的途径有许多，但以爱情之名来毁灭自己，却是人类自己也会深感恐惧的。

爱情也许并没有错，爱情也许根本就不是魔。有错的是人，是人的情欲，而所谓魔，也正是人这情欲。情欲也许也没有错，它是人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连更低级的生命都有。错的是，人这种动物不懂得节制自己的情欲，也包含其他的欲望。不节制的结果，就只能泛滥，自然地便会成为一种祸害——既祸害自己，也祸害他人。

如此说来，这所谓的爱情，难道竟是人类的一种灾祸？抑或一种魔咒？人类是否可以逃避这种灾祸，这种魔咒呢？恕我不乐观，我认为，人类很难逃避自己制造的这个美丽的灾祸和这个虚幻的魔咒。尤其在经济快速发展，人的物质生活得以极大改变的时代，这样的灾祸，这样的魔咒，就会更加凶猛，更肆无忌惮。

那么，人类在这个灾祸和魔咒面前都不可理喻地疯狂了吗？未必。中国有个著名人物，他叫陈寅恪，他是一个男人，他也是要恋爱，结婚的。他对于恋爱，即所谓的爱情是一个什么态度，我并不是很知晓。但娶妻一事在他的人生中，不过是一桩小事这样的话，却是他说的。——“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变了之可也。”

每个人都知道，也都会说，婚姻乃人生头等大事！这话听起来很神圣、很庄严，可又让人觉得，人生除了这婚姻，便无大事可言了？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繁衍后代？好像那是人类不经意的产物。即便繁衍后代乃婚姻的主要目的，那繁衍后代又为的是什么？为了男人家族的香火？可女人呢？她的自我价值与这场婚姻的意义又在何处？

如果婚姻真乃人生头等大事，那是不是表明，我们人类除了结婚，组建家庭，便再无其它意义了？这样的想法，陈寅恪显然不会接受。因为，陈寅恪的择偶观，重心是在为学术上的登峰造极奠基，而绝非为一己之情爱追逐不休。但是，做陈寅恪老婆的那个人，她在听了夫君这一席话后，内心怎么想呢？

有人一定要说，这是做学问的人才会有的思想。可是，天下做学问的人多得去了，又有几个有着陈寅恪这想法？74岁的歌德还爱上他的恋人阿玛丽年仅19岁的女儿乌尔里克呢。

从陈寅恪娶妻的态度来看，他是不把婚姻看作人生头等大事的。由此推测，他对于与他做老婆的这个人在恋爱时也一定头脑清醒，马马虎虎的。甚至可以这样说，爱情这个魔咒对陈寅恪一点作用也不起。但是，娶妻的事这么小，那做他妻子的那个人，是不是他就可以忽略到好像家中没有这个人似的？陈寅恪肯定没有这个意思，但陈寅恪视娶妻为生涯中之小事，小之又小者耳——这番话语，这种态度，个人以为，至少是会伤害那个做他老婆的女人的。

要说伤害女性，梁漱溟写过的一首诗，可能更具杀伤力。

梁漱溟的第一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梁为此写诗一首：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我不懂诗，单从字面上看，梁的老婆若在九泉之下看得到，料她会感到难受的。若不从字面上看，又该从何处看？又能看到什么？还望高明的读者明示予我。

结婚十多年，彼此都不认识，不认识也有好处：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思索与工作，高于十年不认识的夫妻，高于夫妻间的情与爱。难道这诗要透露的是：这对夫妻原来没有情，原来没有爱？可是，那一方呢？那个女人呢？她也思索吗？她也工作吗？

结婚十多年，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依然是思索，依然是工作。思索与工作，不只高于夫妻之情与爱，还高于生死！

梁漱溟同样是做大学问的人，他所写的，与陈寅恪所说的，虽不是一码事，却似乎更显决绝。真是奇了怪了，纳了闷了：难道中国做大学问的人都既不需要情爱，也不需要婚姻？即便需要，也只作他们生活中“小之又小者耳”的小事情？做学问当然是大事，难道做大事的人就可以把婚姻、爱情不当一回事？要知道，婚姻也好，爱情也罢，终究是与人相关的事，他们是把婚姻看作小事情呢，还是他们把女人看作小事情呢？

我不看好婚姻，是不看好婚姻里的男人女人明明已没了资格再去爱情，可许多人还是得了机会便伸出头去寻些刺激。我不看好爱情，是爱情总被人借着这个名份行骗，而且屡屡得手。

我不看好婚姻，是因为婚姻太脆弱了。中国每年有几百万对夫妻离婚，吊诡的是，这些走出“围城”的男男女女们还想继续走入“围城”。当然，用他们的话说，叫继续寻找他（她）们新的爱情——这所谓新的爱情，在我眼里，不过是再找一个人来与自己过日子罢了。

婚姻，也许是人类生存下去的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但绝不是惟一的方式。人类生存的方式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比如单身啊，丁克家庭啊，同性婚姻啊，等等。生而为人，我们有选择自己如何生存的权利。

如果，婚姻真乃人生头等大事，那么，当这头等大事宣告解体、破碎的时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人生一并地也彻底完蛋了呢？对我等俗人而言，当这一天到来时，即便我们自己不承认自己的人生彻底完蛋，世人也会这么认为。可是，如果我们不把婚姻视为人生头等大事，而像陈寅恪那样，把婚姻视为小事一桩呢？当婚姻破碎、家庭解体时，我们还会有人生完蛋的感觉吗？我们还害怕别人说些什么吗？对于陈寅恪那样的大学问家来说，娶妻只是他生涯中的一事，而且“小之又小者耳”，即便他把妻子休了，不还是他生涯中之一事，而且“小之又小者耳”吗？只是，对他的妻子而言，被休也会是她“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吗？

梁漱溟更上一层楼，结婚十多年，彼此不识，竟为他提供了思索与工作之机；十多年后的某天，这个被他娶来的女子死了，也让他感到没什么不好，而是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了。他的思索与工作，高于他老婆的这一条命。

伟人就是伟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伟业，原因兴许有几个方面，但陈寅恪、梁漱溟的这一面，老实说却是我不曾发现的。我是一个俗人，一个看重亲情、友情的人，我为什么没有成就？可能与自己对待情感的方式有关。这就是：我把爱情当真了，我把婚姻当真了。

婚姻失败了，人生完蛋了，这是小人物。婚姻失败了，人生却完好无损，而且人生更有价值了，这是大人物。

所以，不论小人物们的婚姻过得多么磕磕绊绊，不尽人意，可他们较少离婚，他们离不起，他们害怕离，一离，人生就完蛋了，就没有意义了，这多么可怕！

而大人物（这里的大人物，仅指两种人：一种为杰出的政治人物，一种为做大学问的人）则不然。（不仅大人物，现在的有钱人，有权人，比赛似的养起了二奶，甚至于三奶、四奶）大人物的离婚，不仅不会对他构成危害，反而会成为俗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大人物可以随便把一个女人休掉，他们从来不受道义的谴责，他们的良心也从未表现过不安。

有时候，你会惊诧地发现：做一个穷人的老婆，会很幸福。有时候，你还会惊异地发现，小人物反倒比较尊重女性，而大人物则有轻视、甚至玩弄女性之嫌。当然，陈寅恪、梁漱溟都不在此例。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