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录 心 灵

日记，是内心的独白，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把日记出版给别人看，那是名人，那是伟人。

日记一旦出版了，我觉得那日记就有了创作的成分。所谓创作的成分，就是不真实了，也不是内心的独白了，更不是自己对自己说话了。

日记一旦留待将来给人看 ，日记就不值得看了。

我本人也写日记，且写了几十年了。我的日记本，大小几十本，散乱地堆放在书橱底部的柜子里。偶或地，我也会打开柜门看一看，但也仅仅是这般地看一看。也就是说，我的日记没人翻看，我也不允许别人翻看。不是因为有什么隐私，而是我记录下的那些琐碎的生活片段，乃至于自己的一些胡思乱想，不值得他人观看，看了，也无益。

我的日记，将来也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研究者看。因为，它不具备研究的价值。我写日记的目的，是纯粹的练笔。

几十年下来，练笔的目的是否达到？我自己都没底。因为，常常有人批评我的文字“拖沓”。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谢这几十年间持之以恒的日记写作，即便没让我把笔练好。

我把写日记作为练笔，可人家曾国藩写日记，却是为了立志要做圣人。

年轻时的曾国藩“自负本领甚大，每见人家不是”。30而立时才认识到自身的不足，立志学做圣人。怎样才能做圣人呢？他的方法，就是写日记。

曾国藩此时的日记写得很简单，几乎就是生活的白描：从早晨起床开始，吃的什么饭，和谁说了什么话，甚至夜间所做的梦，都记录于日记中，然后回忆自己一天里的言行，从中找出哪一点不符合圣人的要求，就加以自责，做深刻反省。

这些都不够。他还把自己的日记抄录数份，在朋友圈子里传阅，让朋友们在日记后面加批注，谈对此的感想。

曾国藩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加强自我修养，是为了自身不断完善。这种自修方式，也无可厚非。只是这样的方式，显然不是每个人都适宜的。更况，日记的写作，绝不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比如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是俄罗斯小说家，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不但写出了举世闻名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他还写过绝大多数名人、伟人绝不敢写的日记。

年轻时的托尔斯泰酗酒、赌博、放荡、与茨岗女人鬼混，不认真读书，在十几岁的年纪就逛妓院。一直到30岁，仍对美酒、佳肴、赌博和女人感兴趣。1858年春，托尔斯泰爱上了一个美丽活泼的农村少妇阿克西妮亚·巴兹金娜。但仅仅几个月，他对这个少妇的感情就淡漠了，只是偶尔“旧情复发”。但托尔斯泰与她却生了一个儿子季莫沙。这个私生子后来做了托尔斯泰同父异母的弟弟的马车夫。

这件事连同其他放纵行为，托尔斯泰都写进了日记里，并在结婚前把日记交给了他的未婚妻索菲亚。

托尔斯泰敢于把日记交给未婚妻，显然是不想隐瞒他的过去。以托尔斯泰的睿智，他把这样内容的日记交给未婚妻，也就意味着一并也把这些丑陋、这些不光彩交给了未来，交给了历史，交给了整个世人。

托尔斯泰的未婚妻索菲亚，后来成了托氏创作与生活的得力助手。索菲亚真正令我感动之处，还在于她一面读着托尔斯泰日记里记述的阿克西尼亚·巴兹金娜的健康、白皙与丰满，“我从来不曾这样爱过”的话，一面却笑脸相迎给他们家擦地板、做清洁的托尔斯泰的这个昔日情人。

托尔斯泰后来的日记记了些什么，我没有看过。我对托尔斯泰这个人之所以如此尊崇，不只是他写出了那几部传世之作，更在于他敢于暴露自己之丑陋。这种精神，这种气度，是一般人绝然做不到的。

人都有丑陋的一面，甚至卑鄙的一面。可每个人都不会主动张扬、传扬自己那丑陋、那卑鄙的一面，尤其名人和伟人们。

我看过一些名人、伟人的日记、传记，总是在看到一半时，我就会停止阅读。不是他们的事迹不感人，不动人，恰恰相反，他们的事迹、业绩太感人了，太动人了！感动得我竟然有些疑惑：这是他们吗？这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名人、这个伟人吗？他们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而成了神，成了神一样的人。

何谓神？何谓神一样的人？所谓神，就是完美无缺；所谓神一样的人，就是完美无缺的人。

一个人，即使他是名人，即使他是伟人，如果说他是一个完人，我就认为他不是人。因为，即便小孩子，也知道，人无完人。可人若不是人，那他又是什么呢？

托尔斯泰不是完人，所以他才可爱，他才可敬。我热爱、敬仰托尔斯泰，就热爱和敬仰他的真诚，真实以及他的不虚伪，不做伪君子，也不做完人。

托尔斯泰的日记，颠覆了我对日记写作的单一认识。依照我的才情，依照我所受到的肤浅的教育，我当初把日记写作定为练笔，也没有错。要说有错，那就错在我一直为练笔而写日记，忽视了日记的其他用途，比如曾国藩的那种用途，托尔斯泰的这种用途。

曾国藩的那种用途，于我肯定不适用。因为我从未想过要做什么圣人。我不想，缘于我有自知之明。曾国藩虽然后来并没有成为圣人，但他毕竟成了名人。

至于托尔斯泰，人家可是出身于世袭伯爵家庭啊！这个家庭出身，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的富二代。而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穷二代。我生活在贫穷、闭塞、落后的乡村社会里，即便我有恶习，即便我想犯罪，条件也不具备。所以，我年轻时，基本上满脑子装的是改变命运的梦想，以及围绕这梦想而作的种种努力。那时，我最爱用的词，一个叫作“奋斗”，一个叫作“搏击”。

今天，我可以轻描淡写地写下“奋斗”、“搏击”这两个词，可在那年那月里，这“奋斗”，这“搏击”，则意味着无尽的艰辛与悲苦在纠缠着我。在我的日记里，关于生活的不幸与痛苦，我所写的并不多。最近，当我打开那年那月那些日子我所写的那些文字时，我竟为自己感动了!生活在那样的困境里，我没有怨言，也没有牢骚，更没有痛恨，反而很灿烂地笑着。只是，当我再次阅读那些文字时，我再也笑不起来了，我的内心有些心疼——心疼自己，心疼自己的坚强！看着看着，我竟然流泪了。

我现在意识到，我写这些日记，在练笔的同时，也把我人生中坚忍的一面留了下来。我没有什么财富可以留下来，如果某一天某人翻到了我的日记，从中看到一个坚忍的人时，我就很开心了，很知足了。

我终究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就意味着要做错事，甚至坏事。我做过许多错事，当然，我也做过坏事。在我的日记里，有关于做错事的记载，却没有看见我做“坏事”的记载。可见，我也有名人、伟人的缺陷和弊病，害怕把自己丑陋、罪恶的一面暴露出来，害怕世人知道。

而事实上，我既不是名人，也非伟人，我那点错事，乃至于坏事，即便完整地记录下来，又有什么可担忧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日记里，如果我再做坏事，我一定完整地记录下来。托尔斯泰把他干的那种事都敢于写下来，我们这些小人物，即便就是做了一点坏事，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也不被人们所看好。

怎样写日记呢？我个人认为，日记就是个人生活的记录。既然是个人生活的记录，那就理当是个人生活的全部，而非只记闪光面，硬把不光彩的一面隐藏起来。曾国藩想做圣人，所以他把日记写成那个样子。那个样子的日记，能成就圣人，只是你还相信那样的日记？事实上，曾国藩在抱定了要做一个圣人之后，他就不会把自己生活中不光彩的一面写进他的日记中，这是铁定无疑的。

绝大多数写日记的名人、伟人们，他们在写作日记的时候，内心其实都有曾国藩这想法。所以，在他们的日记里，你绝不会看到一丝一毫的不光彩、一丝一毫的丑陋。他们的日记全是他们伟大的思想，高尚的心灵。——我把他们这日记，视为假日记。我不看这些假日记，我只看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日记。因为，他真。

不想做圣人的托尔斯泰，到得晚年，我认为他几近于圣人了。圣人是完人吗？不！圣人是有缺点的人，而且是敢于承认自己缺点，甚至暴露自己缺点的人。托尔斯泰无疑正是这样的人。

写日记，还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看曾国藩日记，我并不认为他像一个圣人，尽管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得如此之好、之漂亮（大多数名人的日记，也是这样）。除非你不了解他的人品，除非你一直被他的光环遮挡着，否则，你就会鄙视他的日记，鄙视他在日记里所写下的那些漂亮的话语，一并地，也鄙视这样的日记写作。

我读这些人的日记，不禁为这些人的虚伪、道貌岸然、不动声色地说假话，包装自己，而摇头而失望而叹息。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人呢？人为什么要利用日记这种形式来为自己的人生增光添彩呢？

我乃一介凡夫俗子，但由于我也像他们一样记日记，因此，我不得不有所警惕：我的日记是否也有为自己增光添彩之处？是否也有说假话不说真话、甚至掩盖真相的地方和时候？我在日记里是否敢把自己做过的错事、坏事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我这样警醒自己，是希望自己不要把自己的日记，弄成他们那样的日记。我要的是真实。万一将来有人看到我这日记，我只希望不要让人笑话我，不要让人说，这是一个虚伪的人所写下的虚假的文字。名曰日记，而实际是自传，赞美诗一般的自传。——日记写成这般，就完蛋了。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那么高大和高尚。切不可利用日记，为自己谋一丝一毫的私利。我倒认为，日记不妨把自己做过的错事、坏事，发生过的不光彩的勾当，以及自己错误的言行，一一记录下来，既对自己的成长有益，也对他人的成长有益。

如果我们能把日记写成这个样子，那日记的写作，兴许还是有些意义，至少也是有些意思的。

实际上，就我对日记这种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的理解，我以为它应是一种记录我们个人心灵的东西。这种个人心灵的东西，这种个人心灵的写作，当然包含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好的与坏的，善的与恶的。所以，好的日记既记录生活，也展示心灵。某种意义上，写日记正是记录心灵。 

                     二〇一五年一月五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