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与孩子

 

一

有些情况下，孩子（包括胎儿）被当做宝贝还是累赘，仅仅取决于其精子提供者是谁。

这句话极具震撼性。说这话的人名叫刘纳，是一位女性学者，此话出自她写的一篇文字：《谈与孩子有关的事，并谈开去》（见《随笔》2012第一期，120页）。

相较于男性，女性对孩子的爱确乎更为真切，亦更为挚烈。只是她们在爱孩子的时候，是否经常想起“精子提供者”？我个人认为，经常想这个问题的女性绝不会很多。不是她们不想孩子的父亲，而是许多人没有这个意识。

但是，萧红将她生下的孩子“送人”时，这个意识却是明确的。

萧红与萧军同居后生下一个有人说姓汪有人说姓王的男人的孩子。这个女孩被萧红“送人”了。包括萧红本人和许多回忆者、评述者都对“不要”这个孩子作了近乎同一性的解释：“无奈”。究竟是何样的无奈呢？

女作家盛可以就萧红弃子事评议道：“其实我更想知道她到底爱不爱孩子？有人解释说当时养不起孩子，因为贫穷，因为战乱……但我只能假设，这孩子若是萧军的骨肉，定不会遭遗弃。”

是的，这其实也正是萧红要扔掉孩子的理由：这孩子不是萧军的，而她又深爱着萧军。

盛可以认为，“在对孩子的处理上，我对萧军印象极差。”

从女性角度来观看此事，盛作家的心情很能够被人理解。但同为女性的刘纳却对盛作家的“判断的责任归属有所质疑：孩子是萧红生的，也是萧红决定‘送人’的，萧军有理由不接受另一个男人的孩子，而萧红的选择关涉情感排序：男女之爱与亲子之情，孰重孰轻。”

刘纳先生的这一认知，显然更具理性和客观。因为，仅凭将孩子“送人”便指认为萧红“不爱孩子”，恐怕过于情绪化了。

那么，萧红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据骆宾基回忆，萧红临终前“怀念”被她“送人”的孩子：“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萧红小传》）

不难看出，萧红是牵念着她的孩子的。之所以“送人”，刘纳先生的观点令人折服，即萧红的选择关涉情感排序：男女之爱与亲子之情，孰重孰轻。也就是说，在男女之爱与亲子之情之间，萧红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而舍弃了后者。

作出这样的抉择，萧红内心的疼痛，即使是局外之人也定能想见得出。所以，我们不必怀疑、更不必指责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到底爱孩子还是不爱孩子。

除此之外，萧红将孩子“送人”，是否还有“精子提供者”的问题呢？如果她对那个“精子提供者”恨之很深，亦一并痛恨自己的有眼无珠，待到遇上她真爱的男人之后，将孩子“送人”似更可理解了。

 

二

有些情况下，孩子（包括胎儿）被当做宝贝还是累赘，仅仅取决于其精子提供者是谁。

丁玲便遇上了这个尖锐的难题。

萧红生下孩子的次年，被囚居于南京的丁玲也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的父亲叫冯达，是个变节者。面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丁玲肯定痛苦过，悔恨过，因为，她知道她生下这个孩子意味什么。她更知道这个孩子的命运将会如何。但既已怀上，又是一条生命，丁玲只能选择：“我没有权力把她杀死肚子里，我更不愿把这个女孩留给冯达，或者随便扔给什么人，或者丢到孤儿院、育婴堂。”（《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

有人也许会把丁玲这所为与萧红那所为并列起来看，于是就形成了霄壤之别，更加地责怪起萧红来。其实，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我仅提一种设想：如果丁玲在怀着这个变节者孩子的时候，也爱上一个她真爱的男人，她又会如何处置这个孩子呢？她会把这个变节者——即“精子提供者”的孩子生下来与她真爱的男人一道抚养？丁玲兴许能做到，但非精子提供者能否做得到呢？即使勉强做得到，估计她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会大打折扣。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感情这东西有着非常自私的一面。

由上列两个著名的女性，突然让我想起一些革命者与孩子的故事。

我们知道，革命者都是有信仰的。信仰这东西很好，也很可怕。人一旦有了信仰或者说一个人一旦被信仰所俘获，那么这个人就能够舍生忘死、大义灭亲了。从新中国创建的革命史上，我们所经见的革命者形象大都如此。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大都是这样的：面对信仰与亲情之间的抉择，他们肯定选择信仰。而选择信仰意味着面对敌人把刀架在自己孩子或老娘脖子上，革命者要么慷慨陈辞，要么不屑一顾，哈哈大笑，高扬起凛然不屈的头颅，任凭自己的孩子或老娘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这样的宣传，无外乎告诉我们，革命者为了革命，是不会在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牺牲亲人的生命的！这样的革命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竟令我血脉贲张！当革命的硝烟散去，我们才发现，有许多东西是有违人性的，而血脉贲张，只能说明我们幼稚。

刘纳在她的文章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女革命者见到孩子像待宰小鸡，崩溃了，屈服了：“只要放过我的孩子，我愿意合作。”这一刻起，革命者成为叛徒。因她的招供，同志们一个个被抓。组织布置新任务：除掉叛徒。她死在以前同志的枪口下，死得很难看，不英雄也不悲壮。

刘纳说：“我仿佛豁然有悟又仿佛惘然困惑。”

阅读这个故事，我既没有豁然有悟也没有惘然困惑。我只是觉得，干革命是多么惨烈的事！又是多么不人道的事！革命不就是为了下一代过得比他们好吗？如果革命者连自己下一代的生命都保不住，还干什么革命？

都说母爱伟大，为何革命者行使伟大母爱的时候就不能得到组织的理解、同情，继而原谅？为何当她展现伟大母爱的时候却成了叛徒，随即便被处死？这样的结局当然会被从事革命的人们视为正当，那么，作为母亲，挽救她的孩子难道不是也很正当吗？

也许有人会说，革命者失掉一个小孩那是为了多数小孩得获救，就像舍小家为大家的说教一样。尽管这说教很“革命”，很雄壮，可在今天看来依然那么苍白、无力。很抱歉，我又反动了！所幸革命岁月已成过去时。以我对革命的认知与理解，真心希望我辈最好不要再经历任何一场革命了。就个人对苍生的悲悯而言，更希望在华夏这片土地上永不再发生革命——流血的、残暴的、你死我活的革命。

女革命的结局固然悲惨，但更为悲惨的，大抵是女革命料想不及的了：她用生命换来的这个小生命，成长起来后在革命者的眼里依然摆脱不了叛徒之子的恶名。至少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他不会有好日子过。也有可能，这个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因自己的身份而不得不自杀。

这样再来看萧红，她至多也就背个“到底爱不爱”的质问，相较于这个女革命，萧红可就轻松多了。

 

三

有些情况下，孩子（包括胎儿）被当做宝贝还是累赘，仅仅取决于其精子提供者是谁。

还就这个话题说下去。

在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剧作《群鬼》中，受病痛折磨的欧士华要求其母帮助他结束生命，母子对话的词锋极为锐利：

母亲说，我！我就是你母亲！

欧士华说，正因为你是我母亲。

母亲说，你的命是我给你的！

欧士华说，我没叫你给我这条命。再说，你给我的是一条什么命？我不稀罕这条命！你把它拿回去！

欧士华为何要母亲帮他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为什么要对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来？若依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这是个不肖之子！但欧士华的要求却是具有理由的——他的病遗传自他那个行为放荡的父亲。也就是说，是他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即“精子提供者”犯下了罪恶，却让儿子来承负，凭什么呢？欧士华之所以质问母亲，并不是把罪孽推给了母亲，而是认为你为什么要与这样的人合作生育，给我一个如此悲惨的命运？

鲁迅先生是同情、理解欧士华质问的。他作于1919年的《我们怎样做父亲》不仅摘引了这段对话，而且写道：“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

其实，鲁迅之言更适用于母亲。刘纳女士就持有这种论点：“每个决定做母亲的女人都该准备日后面对欧士华之问：‘你给我的是一条什么命’？”

遗憾得很，在中国，无论做父亲的还是做母亲的，都极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准备。

怪罪他们吗？不！不要怪罪他们。绝大多数男女从恋爱到结婚再到生孩子，几乎都是糊里糊涂、昏头昏脑的。孩子常常是他们不经意间留下的产物。“精子提供者”的道德品质、文化修养，并不在许多女性的思考范畴。生下的孩子是随其父还是随其母，他们也只是从长相上分辨，较少有人思考“精子提供者”的道德品质、文化修养会否对孩子构成影响，尽管中国人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说起这个话题很有意思。许多女性尽管也看清了“精子提供者”的本来面目，可依然疼爱他们合作生育的孩子。在许多母亲看来，这可能不是一回事。“精子提供者”固然糟糕透顶，但他们合作生育的孩子却未必。有位离婚的母亲就曾公然这么说：“爱孩子与他父亲没有关系！”她说的话也不尽是假话，但她可能不该忘了：没有孩子的父亲，哪有这个孩子呢？

中国的母亲爱孩子，全世界都有名。只是她们的爱都是溺爱，没有几个母亲能做到寓爱于教中。所以，中国的母亲是好母亲，但这种好只限于一个爱字。而中国的孩子最需要的母爱，实在应该是深谙教育之道的母爱。这样的母亲，我们只在中国的古书里见过，比如孟母、岳母等。当下的社会，大抵产生、出现不了这样伟大的母亲，自然也就别指望有孟子、岳飞那样的人物了。

我常想，如果溺爱也被称为伟大，那母狗养育小狗、母鸡保护小鸡，可算伟大？波伏娃说：“自从母性的宗教宣扬所有的母亲都是神圣的以来，母爱便被歪曲了。”（《第二性·母亲》）

科威特的纳素夫对母爱的诠释才真正地令我们眼界大开。他说：“母爱不仅仅是指母亲对孩子的爱，也包含孩子对母亲的爱。”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母亲爱孩子的心情。但要说伟大，那位女革命算是伟大！和平的环境下养育孩子，至多是母亲的本分。真正的伟大，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大写的、有修养的、又很文明的人！而不只是所谓的有“才”，更不是考取某所大学。孩子能把人做好了，母亲才伟大！

 

四

上帝给了我们一双眼睛，让我们观看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许多时候，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却不知这一双眼睛看见的并不是真实的。尤其人这种东西，仅靠眼睛是看不透的。恋爱中的男女其眼睛更不好使，所以他或她后来说，自己瞎了眼。瞎了眼的，只能自认倒霉，而没有瞎眼的，未必就是眼力好，顶多是个运气。当然，我们中国人更多的还是拿命来说事。

不管眼力好坏，都要生孩子。而一有了孩子，即便眼瞎的，也会凑合着过起来。现实中，许多原本岌岌可危的家庭因为孩子的到来而重新聚拢，有一些人竟“幸福”了起来。当然，更多的家庭只是因为孩子而放弃了离婚之念罢了。这方面女性的表现尤为突出。许多女人的婚姻很是不幸，却因为孩子而不得不忍。中国女性的这一种忍耐之功，倒足堪“伟大”这两个字。面对这份苦难，许多人不言不语，独自承受，有人会告知于孩子，以为她这么一说，孩子会很感动。可许多孩子并不认同母亲的忍耐、母亲的坚守，相反，他会认为这样的婚姻对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讲都不是公平的。与其让大家都忍受苦痛，为何不痛痛快快地分开？离婚了，孩子就不幸了？学业就会退步了？

不能不说，我们的这些想法，有时比孩子们还单纯、还幼稚。

我们还常常夸口自己，说自己疼爱孩子并不求其回报。可当孩子不肖时，为何我们又诅咒罚誓地说：“当初要知道你是这么个东西，一定把你掐死喂狗！”话说得如此之狠，表明我们失望的心情是何等巨烈！平心而论，遇上这样的子女的确令父母寒心、伤痛。但是，真是不必太过悲伤。看看中国的孩子，有哪一个敢说他（她）孝敬父母之心胜过父母疼爱他（她）之心？既然父母的付出与子女的回报永远是一个不等式，那么，任何计较都显得我们小气了。

写此文时，忽然想起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溺爱孩子，某种程度是一种犯罪！”子不教，父之过。但母性不恰当的溺爱，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尽管我们毫不节制地溺爱孩子，但并没有让孩子也对父母产生相同的爱和情感。诺贝尔奖获得者加缪说过的一句话不仅被人们牢牢记得，而且争论不休。他说：“在正义和母亲之间，我选择我的母亲。”

加缪有妻子和若干情人，有一双龙凤胎儿女，但他只提到母亲，而且将正义排在母亲之后。

不管别人怎么争论，我赞成加缪，感佩加缪！老实地说，我很少崇拜哪位作家、哪位名人，但因了加缪这一言，我第一次把加缪作为崇拜者，供奉在自己的心灵间。

我没有加缪那名气，但朋友们不要忘了，我也曾说过相同内容的一句话，我说：“在真理和母亲之间，我首先选择我的母亲。”

之所以敢于斗胆地“蔑视”真理，是因为我记得培根说过的一句话：“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如果真理在许多时候只是权威的女儿，又有什么不可以蔑视呢？

而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孩子，真是我们非要不可的东西吗？就如同婚姻，难道非要踏入这道门槛不可？

我们总以为，结婚是天经地义；生孩子，又是天经地义。果真如此吗？如果是天经地义，那为何还有那么多人不结婚？不生孩子？可见，这世上压根就没有天经地义的事。所谓天经地义，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整出来的说辞。

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思想家、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哈夫洛克·霭理士（一译埃利斯、又译霭理斯，1859—1939），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家，他终生从事人类性科学和性心理学研究，致力于探究性和人类精神之间的关系，是性心理学研究的先驱。在这位性心理学家看来，“当代的世界事实上也并不吃人口太少的亏，少数人不生育子女是不关宏旨的。”这本书的译者潘光旦先生在译注中向我们介绍道：“他自己虽然结婚，却从未生育子女。”为什么不生育呢？“他和霭夫人在未婚以前，对于这一点曾经加以熟虑，当时便认为双方的性格未必能产生很健全的子女，所以便决定不生。”潘光旦甚为感慨：“不过我认为霭氏陈义过高了……这样一对配偶而不留子女，译者以为世上将无真正配做父母的人。”

刘纳女士说：“我常推荐已婚或未婚女孩读《性心理学》，我自己读得太晚了。”

是啊，中国的女性在她未婚时，实在应该读到这本书。可惜，没几个人知道这本书。事实上，恕于我的不乐观，即使她们中的一些人读了，也不会产生什么结果。

所以，中国的人口多，不管你怎样计划生育，都难以控制住人口的增长。

 

五

刘纳说：“我佩服主动选择不生育的女人，她必是拥有情感的富或情感的强。”

实际上，不婚、不育这两种人都是让人佩服的。抛开情感的富与强不谈，单是他（她）们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便让我们这些人望尘莫及。

抛开娶不上媳妇的不婚者，抛开没有生育机能的不育者，对于那些主动选择不婚、不育的男女，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先知先觉者。

不是吗？在爱情变得廉价、在婚姻成为易碎品，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进围城，亦有成千上万的人走出围城的当下，你难道不认为不婚不育者是先知先觉者吗？

婚姻破碎，女人的心也碎了。尽管她们还可以再婚，但再婚是否意味着就能找到幸福？抑或只是像过往一样找一个继续过日子的人？许多女性的想法不过如此。但如此之低的要求是否就能如愿呢？答案依旧不那么乐观。就是说，她们想找一个平平淡淡过日子的男人都不能遂心，而不能遂心的大半因由竟然是来自于自己身边的孩子。此时，孩子是宝贝还是累赘，她们心中最清楚了。

不能不承认女性的命运总是悲苦的。但女性自身是否也该为自己这悲苦的命运承担部分责任呢？比如，婚姻是她们自己选的，孩子是她自己要的，这责任她推得掉吗？

三毛在题为《孩子》的散文中写道：“没有孩子的女人是特别受祝福的。养一个小人，没有问题。为这份爱，担一世的心，担不起。”因畏惧责任而选择不生育，本身就是一种负责任。有人说，如果三毛有了孩子，她便不会自杀。可我要说，如果三毛要孩子，那便不是三毛。即便三毛有了孩子，我仍然相信，一旦没有了荷西，她也难以持久地活下去。三毛是一个为爱而生的女人，对她来讲，最大的爱便是她的丈夫荷西。

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在我的理解里，莫过于有一个她深爱的丈夫、再生一个她深爱的孩子。可惜，许多女人总是只有自己深爱的孩子，却没有自己深爱的丈夫。所以，这世上真正幸福的女人，是不多见的。

如果有来生，一些女人说，她会不结婚，会不要孩子。可倘使真有来生，估计她早忘了前世的自己曾说过的“傻话”。她们还会继续凡俗世界的生活，因为，归根结底她们只是一介凡人，而非神仙。不管她们的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她们都只能这么做。上帝给予女人的路径总是窄的。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