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老太爷

一

曹聚仁先生称中华民族为“这位老太爷”，真是奇妙无比！想想看，我们的民族的确是很老很老的老太爷了！老有老的好——“历史悠久”；老也有老的不好—曹聚仁先生说，积痞太多，沉疴难治。

    人老了，总会有病的；有了病，也并不可怕，只要治疗就是了。可问题是：谁能为咱中华民族这位老太爷治病呢？一般的医生，不管他是北京的还是上海的，也不管他是名医还是庸医，估计都没这个本事。但也并非没人可治。

    最先给咱老太爷治病的，是那位中西合璧的走方郎中康圣人——康有为。他想进一剂轻泻剂，替老太爷清一清肠胃。这想法不错，或者说，这药方开得在理。可是，曹聚仁先生说：“无奈府中三姑六婆太多，只怕丢了饭碗，包围着这位老太爷，叫他非依旧吃香灰仙丹不可”。于是，“这剂轻泻药，只吃了一帖，便丢向窗外去了。”然而，“香灰仙丹，毕竟是吃不得的；老病人气喘肚胀，朝不保夕。”

    这个康圣人的药，倘能让咱的老太爷坚持服下去，即使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其“积痞”和“沉疴”，但可以想见的是，效果总还会有的。可问题是，府中的三姑六婆——同样是老太爷的子子孙孙们，他们不愿意老太爷服下去。为什么不愿意老太爷服下去呢？曹先生说了，他们怕丢了饭碗。

    诚如我们所已知的，康圣人终竟没能抵挡得住府中的三姑六婆们的负隅顽抗

——三姑六婆们胜了，康圣人的戊戌政变败了。

二

    康圣人虽然败了，但不意味着老太爷的子孙们都败了。与康圣人生活在同一时空里的老太爷的另一个子孙——孙中山，本身就是一位西医。在孙先生看来，我们的老太爷腹中积痞太多，清一清肠胃，与事无补。唯一的办法乃是开膛破肚，做一次大的手术。孙先生替中华民族这位老太爷的诊断，显然是切中了要害，即：要想治好老太爷的病，非开刀不可！而且要开两刀。第一刀，要割去那段盲肠——皇帝，免得残余器官发炎作怪。第二刀，要洗清肠胃积痞，官僚主义，免得上下阻隔，无法滋补。从光绪十一年到辛亥革命，这二十多年间，他做割盲肠的工作，大体已告成功。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十四年，他做洗涤积痞工作，事业未半，而他自己的肝脏发炎，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了。

    曹聚仁先生在其《西医孙中山》一文里说：“甲午那年，这位孙‘郎中’，就开出第一张方子，交给账房李鸿章；可账房把头一抬，理也不理。民国元年，孙‘郎中’开出第二张方子，那方子上说‘二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袁老板笑了一笑。那些伙计们就嘲笑这位郎中‘开大炮’。一九一九年，他又在上海开出一张方子，《孙文学说》和《建国方略》，直到一九二四年，中华老太爷，才进服第一帖西药，每当孙郎中开出药方的时候，老病人的家人，无不瞠目结舌，以为药性太猛，老年人吃不得。过后一看，才明白非吃那猛药不可，可是老太爷的病情又加重了！”

三

    孙中山先生比康圣人的伟大处，就在于他把脉中华老太爷的病症要更加精准，手段也比康高明、到位。康圣人首先看到了老太爷有病，并且病得不轻，但怎么治疗，他开出的方子固然也不错，但却忽视了在老太爷的身边还有一帮三姑六婆，而他又妄想绕开三姑六婆，独自为老太爷治病，真是幼稚得很了！所以他这位郎中并不是好郎中，失败是他必然的宿命。

    孙中山也承认老太爷的肠胃是需要清理的，但清理肠胃显然不是第一项工作。鉴于老太爷身边有一帮三姑六婆把持，不把她们清除掉，任何工作都做不了。所以他先动刀，而不是服药，将老太爷的盲肠割了。这一刀可了不得啊！几千年来没人动过这一刀！这一刀将中国的专制帝制，从此割掉，功莫大焉——怎么赞美都不为过。

    孙中山为什么要动刀而不是学康圣人的服药呢？曹聚仁先生的一段话说得很在理——

  “孙中山和康圣人是不同的，他们的家世不同，他们的意识不同。康圣人，他的先世以理学传家，幼年所受儒家教育，偏于玄想空谈，所以有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气息的《大同书》，他依旧认定士大夫阶级是中国社会的中坚，想在士大夫的基础上造维新的宫殿。无如士大夫是‘游离分子’，正如一片沙滩，造不成什么建筑。戊戌政变，即是此路不通的明征。孙中山世世业农，幼年助理耕作，闻乡人谈洪杨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认。中国农民群，汪洋大海，其平静时，渝涟微波，一望无垠，一旦狂飙怒起，黑波掀天，有成为最不可侮的力量。农民虽不一定不安分，但不讳言‘造反’，所以孙中山敢于立志革命。”

    是的，治理中华老太爷的病，不开刀、不流血、不革命，是治不好的。孙中山之所以能成为“革命之父”，就在于是他第一个给中华老太爷做了手术，而不是像康圣人那样只给老太爷服药。

四

    到了毛泽东先生这里，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他既不需要给老太爷割盲肠，也不需要给老太爷清洗肠胃，更不需要学康圣人给老太爷服药。他只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了。因此，中国革命的成功，实在得益于孙中山。今天，海峡两岸同纪念孙先生，台湾那边视孙为国父，纪念即缅怀；而我们这一边的说辞则是：孙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阿容先生对“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的理解是：他帮我们做了革命的前期工作，为我们革命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孙中山的革命，是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我们的革命，则是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历史是多么地有意趣啊——今天，我们竟然同逃亡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做起了朋友！并多么地希望他们：千万别败选给民进党！

    历史是充满诡异的，但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康圣人最后何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又何以亦“革命尚未成功”？对前者，可借用蔡锷（松坡）评议梁启超的话来参照——“那时，蔡将军在北京，便联合好些军官作赞成帝制的表示，他在北京，逢人就说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而他却是一个识时务的英雄。袁的左右，问他为什么不劝劝梁某，叫他早日回头？他说：‘书呆子自有傻劲，劝不醒的；不过书呆子没有用的，秀才作反，三年不成，放心好了！’”（见曹聚仁《中国近百年史话 蒋畈六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065页）

    孙中山又何以“革命尚未成功”呢？有人说他死得太早。其实，即使不死，革命在他手里也未必成功。因为，在割了盲肠后，他的主要精力不是去做洗涤积痞工作——这种工作应待革命成功后再做，也是不迟的。他应该干什么呢？革命！继续革命！彻底、无情、干净地革命！他的未成功，很大程度上系于他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他之所以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某种程度上也犯了康圣人、梁启超的毛病，对革命的认识性不足！对中华老太爷还有一丝怜悯！而革命从来就是决绝的，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爱和同情。

革命的实质，就是要么你死我活，要么你活我死。对每一个革命者而言，他所能做出的选择，只能是这样！孙中山先生是医生，是郎中出身，他深谙治病救人的道理，却不知革命首先是救自己，然后才能救人，而且是救自己的人；像中华老太爷是不宜再动恻隐之心的，救他的命的。实际上，只有让那个病入膏肓的老太爷彻底地死去，革命才能成功，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华。

那么，什么叫做“革命”呢？要说得简单明了，那也不容易。俄国有个思想家，曾经做过答案。他说：“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死了一大堆，这就是革命。”其实，“革命”革的就是命，流血与死人是极正常的。不死人的革命，历史上并不得见。闹革命时，都说自己代表着正义，但曹聚仁先生有一句话，实在太戳革命人的肺管子。他说：“昨天，送别人上断头台的人，到了明天，又被别人送上断头台去，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

是的，革命并不是一场浪漫的梦，尽管革命之后有许多的文人会把革命的事描写得那么美妙、那么激荡人心！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夜十时许一稿于雨谷斋，

                                    二十六日午间改定于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