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容的忧 伤

一

  一直以为，知识分子是包含着文人的，或者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我在王尧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样一句话时：“做知识分子要有骨气，做文人要有底气。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做不了文人，也做不好知识分子，不伦不类的人越来越多”，才恍然明了：原来二者是有区别的。

  依照王尧的说法，我至多也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吧？为什么敢大话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呢？不是因为自己有知识，而是因为自己骨气还是有的。不敢做文人，是因为文人是需要底气的。而什么是底气呢？我的理解是：有思想，有作品，而且非一般的思想，一般的作品。我没有，所以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王尧说，“不伦不类的人越来越多”。我知道，他说的是，有许多的人既不配做知识分子，也不配做文人。但有人就是胆子大，明明自己既无骨气又无底气，偏偏把自己装扮成知识分子和文人的模样。

二

  叶兆言的父亲叶志诚比较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学问，说三十年代的觉得二十年代的好，四十年代的觉得三十年代的好，五十年代的觉得四十年代的好。这之后，叶先生并没有再“比较”下去，但六十年代以后至今，我们不得不承认：谁也比不了二十年代的、三十年代的、四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的学问了。

  这些年我们常常用“最后一个”这样的措辞来形容人文学科大师的不再。王尧说，这是一个“压迫着我们无法喘息的问题”。是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确感到了呼吸的困难，而又心生惭愧！愧什么呢？愧自己空有一腔热忱，而没有能力做大师们的传承。难怪王尧感叹：“只以学问论，似乎一代不如一代了”。他的话令我悲从中来。

  当下，有许多人被称为“大师”，或自称为“大师”。但这些“大师”们不至于很健忘吧：这些年我们常常用“最后一个”这样的措辞来形容人文学科大师的不再，而他们怎么还在呢？他们还在，说明他们不是大师，不是真正的大师，被弟子们或别的什么人吹捧的、自封的，都不算。比如，如果有人说阿容先生也是大师，有人相信吗？

  大师，不只学问，还有性灵、人格、胸襟、趣味等。这些要素，都逐渐的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文人们的身上退化了。王尧说，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实际上我们的生长背景是如此残缺。——我深为此言所感动。

三

  大师在哪里？余人月先生说，大师不在霓裳羽衣的舞台上，不在钻营逢迎的仕途上，不在争抢状元的形象工程里。游走江湖的不是大师，是骗子；真正的大师一定在凡人目力所不及的地方，在离经叛道不通世情的迂腐里，在没有权力与功利的地方。

  是的，我亦突然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了大师！今天的那些所谓知识分子、文人们都去了大师们不去的地方，而大师们的所在处却不见他们的踪影。

  所有的大师，其实既不是神，也非仙，他们本是凡间子弟一个。能成其大师者、出类拔萃者，无非是将全部心血投入学问的修炼。大师之大，不仅在学问之高，还在于人格之上。他们因道德而艺馨，在万民仰止中天下名垂。

  而我们之所以焦虑，之所以忧伤，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在当下象牙塔里的人不是热衷于“学而优则仕”，就是只为“稻粱谋”的一群。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忧国忧民的精神、现代知识分子的科学与民主诉求的精神，统统地不见了。

  康德说：“有思想的人感到忧伤”，即使像我这样没有多少思想可言的人，亦忧伤。一千六百多年以后，帕斯卡尔深切地感受到了耶稣在橄榄园中的忧伤，他写道：“耶稣将会忧伤，一直到世界的终了。”

  难道我们的忧伤，也会像耶稣一样，一直到世界的终了？好在，我们并不是耶稣，尽管也一样地忧伤。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