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这个文艺青年耳熟能详的纳博科夫名作《洛丽塔》的开篇，就出自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于晓丹的译笔。

于晓丹，学语言出身，英美文学硕士，经历过体制内的研究所工作，任过编辑，做过翻译，写过小说，上世纪90年代赴美学习时装设计，后一直从事内衣设计，现任国内首家高端内衣品牌“NEIWAI/内外”的设计师一职。另出版译著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雷蒙德·卡佛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以及长篇小说《1980的情人》、专栏随笔集《内秀——一个纽约内衣设计师的时尚手记》等。

曾有媒体这样评论于晓丹：“曾经，她用最美的文字把惊世骇俗的《洛丽塔》带到中国。如今，她用最美的材料给为爱而生的女人们穿上内衣。”嘉人中文网走近人生多次华丽转身的于晓丹，倾听这位秀外慧中的女设计师的心路历程。

M=嘉人中文网

Y=于晓丹 女士

关于个人经历：

“没有热爱，很难坚持”

M：您的个人经历其实还蛮跨界的，从编辑、英美文学翻译者、作家再到时尚内衣的设计师，在常人看来这个跨度是很大的转变，是什么促使您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Y：其实因缘巧合更多一些，并没有太多计划和目的性。做设计是我小时候有过的梦想，但在国内实现起来不是特别实际，因为我没有绘画的基础，上艺术院校门槛很高，我觉得在国内不太有这种可能性。去美国以后听说有人和我相同背景的情况下能上这种学校，当时就想去试一下。也没想到一试这十几年就过来了。

M：听说当初转行成为内衣设计师，曾让您的父亲感到很失望？

Y：对，他当时很不愿意，毕竟我读了这么多年文学，出国之前已经在国内拿了硕士，他觉得我最顺理成章的应该是读文学博士。当时我已经30岁了，又要转行，他很难接受。不过他说他尊重我的选择，从小他对我的各种选择都挺宽容，所以就顺其自然了（笑）。

M：从清闲的体制内编辑，一下子到了纽约这个高速运转的时尚圈，这种巨大的转变是否给您带来过不适？

Y：有啊，从生理到心理的这种不适应感还是挺强烈的。记得我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因为以前从没坐过班嘛，一下子一个星期要上5天班，早九晚五，真的受不了，第二天脸上就长出一个巨大的疔毒。相比之下心理上的不适感很多，以前是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很自由，到美国以后是给资本家工作，资本家每时每刻都盯着你，吃饭慢一点他都有意见。环境完全不一样，挺需要适应的，也适应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的是这个转变是我很喜欢的，最后能坚持下来一定跟你的热爱程度有关系。如果不喜欢，像我这种性格能坚持下来会非常难。

关于时尚：

“是最容易过时，也不会过时的东西”

M：作为一名设计师，您的时尚态度是什么？

Y：作为设计师的时尚态度也有很多层面。如果你恰好是给大众市场（mass-market）的品牌做设计，就必然要追着流行的趋势走，每年像法国、英国都会发布时尚流行报告，你要知道今年流行什么色彩，什么蕾丝、布料啊，即使你不喜欢，也必须做一些妥协。

但作为设计师个人，如果是设计纯粹的独立设计师品牌，我其实不太喜欢流行性很强的东西，更喜欢相对个人化的品质，能与流行性保持一些距离，对我来讲最舒服。我自己最终希望能够尝试做一些真正不太考虑市场、不太考虑流行性的设计作品，希望回归设计传统，以自然和美为绝对标准的东西。

说到“NEIWAI/内外”，它实际上是一个以中间阶层或者偏高一点的中间阶层的大众市场为目标群的品牌，还不算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设计师品牌，所以会对我们有了解市场和适当适应市场的需求，但同时我也觉得我们有引导市场的责任。如果在妥协当中能够坚持一部分自己的理想和品质，这样就很好。

M：您此前曾为许多国际知名品牌，比如Victoria’s Secrets、ELLE、Vera Wang Princess提供过设计，成为独立设计师之后感觉有什么不同？

Y：更独立和自由，可以少一些妥协和委屈，多一些对我自己所认同的品质的坚持。

M：您有着这么多年在海外工作、生活的经历，在您看来东西方女性的时尚观有什么不一样？

Y：其实笼统地说“西方”并不合适，这个概念太大，还可以细分。比如美国女性和欧洲女性就有很大的差别，从穿衣风格到生活细节的追求，法国或者英国女人与美国女人就挺不一样。纽约已经算是美国的时尚之都了，可是每次从欧洲回来，我都会明显地感觉到纽约的粗砺，不细腻和不温煦。我自己的体会是东方女性更接近欧洲人，文艺，讲究，有追求品质的意愿。我们近几年经常看到的一个词是“品味”，几乎是形容一个女人最好的词了。可“品味”这种词在美国文化里并不多见。在服装公司里，如果我们评价某一个设计师的设计很sophisitcated，那就了不得了，是很高级的评价，但同时，这也很可能意味着这种设计在美国没有太多的卖点、太清高，脱离美国大众市场的需求。美国虽然能生产很多文艺电影，但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并不那么文艺，线条很粗。我感觉我对法国市场有更多的认同感，包括我的设计，欧洲买家可能更容易一眼看上。在巴黎逛街，立刻就会感觉到市场里的细腻和文艺，坐在露天咖啡馆里看街头的法国女人是一种享受。她们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这个很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这可能跟亚洲女性与英法女性的身材相对比较小也有关系，可以追求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如果身材偏大，就会受到限制。我们说知微见著，从细小更容易看出宏大。反过来就比较难。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市场跟欧美比还是有不少距离的。我们的市场太过单一化，满眼看过去，都是高档大牌，这跟我们时尚杂志的引导有一定关系，跟政府的态度有直接重大关系，当然投资商和设计师也应该对此负一定责任。美国市场有一个好，它有一块特别坚实的中间阶层市场，不像我们要么是大名牌，要么就是地摊儿货，中间这一块最薄弱，缺少的太多。在纽约的服装区，大牌公司实际都在边缘地带，七大道服装中心里多如牛毛的服装公司做的大都是中小品牌，是它们在支撑着美国的时装工业，是时装工业的心跳。而我感觉国内市场对这块市场特别不重视，很多中间阶层的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可这一部分的需求非常大，有需求又不被满足，假冒的高档品牌就会顺势出现。

“NEIWAI/内外”创立时的想法就是想填补这块空白，既不要高端到特别消费不起，也不要低劣到今天穿完明天恨不得就要扔掉，希望消费者买到后能有购买后的满足，对它还有下一次购买的期待。

M：像您刚才所说的中间阶层其实从人数上来讲也是最多的。

Y：对，他们是最大的消费群体，满足他们的工业本就应该是时装工业的中坚力量。我们有些品牌貌似是为中间阶层提供的，但其售价并不低，相比较于我们的收入水平还是太高。但美国的一些中层品牌，比如Banana Republic、Ann Taylor，甚至Club Monaco，J Crew等，真的是大众在消费的品牌，完全是你的工资能承受的、而且能给你带来shopping的满足感。像这样的品牌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一些，更多一些。

M：在《内秀》这本书的后记里，您曾写道“时尚实在是最容易过时的东西，但总归有些不会过时的东西。”这种过时和不过时的东西，您指的分别是什么？

Y：比如说色彩，今天你觉得这个颜色很漂亮，但这个季度一过，你可能马上就觉得这颜色看腻了。我们自己做设计，每个季度开始会在设计板上挂出很多新款蕾丝、面辅料，虽然都是供货商新提供的样品，都曾最大程度地刺激过你的灵感，但这个季度一结束，新东西又会出现，你马上就会觉得设计板上的所有东西都旧了，马上要喜新厌旧。没办法，这就是时装工业的节奏。

但流行性里我觉得还有很多不会过时的东西。比如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时尚小片段，可能是你很小的时候穿过的一双鞋、你妈妈留给你的一件衣服，这些都会影响你后半辈子的穿衣风格。这些记忆中的东西其实奠定了你的很多时尚基础。它们是不会过时的，是你自己的经典和个性，是你不该因为趋众而放弃的。

M：您对于想加入时尚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Y：在时尚圈生存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前供职的公司里能待过20年、30年的设计师都付出了很大很大代价，比如不结婚、不生孩子、瘦到一把骨头或者一身的病。所以没有足够的热爱很难坚持下来。这个行业淘汰率也很高，像我们学校每年输出的毕业生就有几百人，你稍不留神后面就排着一队的人等着你的位置。所以，要进这一行，先问问自己你有多热爱，你有多少生存的技能，如果足够，就坚持。

M：时尚就是一个不断追求新鲜的行业，作为一个设计师，您觉得该如何永葆自己旺盛的精力，去捕捉及创造新的灵感？

Y：“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特别重要。其实灵感可以来自于各个方面，不光是看一些时尚杂志或者大牌秀。这些虽然可以带给你刺激，但灵感其实更多的来自于生活。比如说去博物馆看一个展览、逛家具家居店，包括走在街上遇到的一些很小的刺激，都是灵感的来源，都可以丰富你的想象力。所以要睁开你的眼睛，敞开心，使自己处在一种好奇和开放的状态。

M：我们都知道有部电影叫做《穿Prada的恶魔》，在时尚圈里这种女魔头很多吗？

Y：很多。男魔头也很多，不亚于女魔头（哈哈），我都经历过。其实他们的本性并非不善良，但环境会让他们不得不如此，否则无法生存。他们每天一睁眼面对的就是各种问题，各种deadline，各种刁钻古怪的客户，承载着巨大的压力，人在压力下就会变形。在时尚界，不魔头的老板都是抗压能力特别强的。

M：您觉得在时尚界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呢？

Y：要多一点一技之长，你的能力越强就越有韧性，心理也就越坚强。像我的很多同学还没出校门，就已经改行了，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承担不了这么大的压力。每个阶段都有人逃离，要么是主动撤离要么是被动淘汰。所以你要想生存下来，就要让自己在技术上和心理上变得更有韧性。

（于晓丹所翻译的纳博科夫名作《洛丽塔》）

 

关于职场：

“你不bitch，别人就会加倍地对你bitch”

M：《内秀》这本书描写了时尚界的方方面面，包括您自己在职场上的种种经历。您的工作需要与各国人打交道，有着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的经验，您觉得职业女性该如何主张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想法？

Y：首先你不要把他们当成是有各种背景的人。纽约这点最好，因为每个人都是带着背景来的，所以你如果不是过于敏感，就不会觉得自己跟别人有太多的不一样。放松，保持自然是最佳状态，因为所有人在这个地方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遇到的困难也是同样的，需要坚持的立场也是设计师普遍要坚持的，最终得到的成就感或失落感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没有特别感觉到肤色或背景的不同，都需要尊重自己也尊重行业规则。

M：当在工作里遇到矛盾和产生分歧的时候，您倾向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

Y：我原来其实是个很内向的人，喜欢忍。但在时装工业这个环境里，忍肯定不是一个好办法（《内秀》中曾写道“在这么个你死我活的行业里，你不bitch，别人就会加倍地对你bitch”——编辑注），还是要说出自己的观点，如果你不表达，很可能就放走很多机会，放走订单，如果是小公司，放走订单就可能导致公司倒闭。

但并不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是这个行业需要你这样。美国同行也有很内向的人，也会遇到如何争辩的困难。

M：您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是“女强人”吗？

Y：我貌似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个女强人了（哈哈），但实际上还不是。以前肯定更不是啦，没办法，后来变了很多。我认为时装工业其实是个体力劳动行业，因为打交道的那些人真的都是体力劳动者（笑）。所以相对来说你要更tough一点儿，直接一点，否则你不能完成工作。尤其是碰到一些不愿意合作的人，虽然大部分合作伙伴都懂得合作精神，但有时还会遇到一些态度很恶劣的老板和同行，你就必须在必要的时候显示你的坚持。

M：在纽约闯荡了这么多年，您如何看待“美国梦”？觉得实现了吗？

Y：应该说是部分实现了。

M：您曾说“多一点内秀，就会少一点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在您眼里，对内秀的定义是什么？

Y：直白地说，我觉得就是多一点生存本领。你的能力越强，饭碗就会捧得越稳，这是肯定的。就像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如果你是个全才，没有什么东西能难倒你，你就不会恐惧，觉得心里很踏实。比如打版师出了什么错误，缝纫工没时间做你的样衣，你都能顶上去，这样虽然不是最佳合作方式，但你心里踏实啊。所以我觉得多一些生存本领，就会减少恐惧，多些安全感。

当然，光有技能也是不行的，内心的修炼也很重要。在这个行业里很多人折断了、脆裂了，空有一身技能的人也多的是。

（于晓丹的小说作品《1980的情人》）

 

关于NEIWAI/内外与内衣：

“设计很多时候要做减法”

M：当初创立“NEIWAI/内外”的初衷是什么？

Y：就是觉得市场上同等产品太少了。出《内秀》那年我想给读者送点小礼物，想找一条做工精细、质地舒服、没有什么瑕疵的白色小内裤，但都找不到。看到的都是一些过于花哨、不够安静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一样。大家都觉得一眼能看得到的设计才是设计，所以设计师们就拼命地往一件作品上加各种设计元素。其实很多时候，尤其对内衣来讲设计要做减法，平静、安静，你看不到的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另外，很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过技术质量这一关，我看到很多内裤，连线都匝不直，两边包缝的线都对接不起来，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顾客，连这么基本的东西都做不好。所以就想做一个质量上说得过去、让你拿到手里觉得是种骄傲和享受的东西。“内外”在做工这一点上还是挺让我骄傲的。

M：说到内衣，可以说是女人离心最近的衣物。但对于许多中国女性来说，内衣是不得不穿的东西，因为不穿不礼貌。走了那么多国家，您觉得国外的女性在这一点上的认知和东方女性有什么区别。

Y：我觉得现在中国女性对内衣的要求和希望越来越向欧美靠近，就是都知道内衣不只是不得不穿的衣服，而是可以带给我们内心幸福感的衣服,穿件好内衣是让自己特别高兴的事儿。

只是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现在提供的可供选择的东西太少，也不是内衣的所有的层面都被涵盖到，既有种类的缺失，也有质地和档次的缺失，所以国内女性对内衣的认识还不全面。如果我们能提供出更多更正确的东西，大家就会对内衣的认知会更丰富，要求也就会更高。

M：在书中您提到，很多女性内衣的设计师都是男性，您认为男女内衣设计师各自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Y：在内衣这个领域其实界线不是特别清楚，也可能因为我的很多设计师男性同行都是同性恋的缘故吧。我对这个问题的确没有深入地研究。

 

关于爱：

“价值观不同，可能连打都不知道该怎么打”

M：您曾说“做谁的妻子都不如做我自己”，您是女权主义者吗？

Y：不是，我还是很享受给我家廖老师当老婆的状态（哈哈）。我还没有机会发展成女权主义者。

M：您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有什么区别？

Y：我觉得女性主义是你看到了男性和女性的差别，又不觉得两者对立。

M：您刚才也说自己特别享受给别人当老婆的感觉，那您认为婚姻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Y：价值观要一致，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你们基本价值观不同，可能会打得一塌糊涂，甚至连打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生活很灾难。如果价值观一致，对所有问题的看法就不会有本质的区别，任何矛盾就都是小事,生活会轻松很多。

M：现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男人下了班可能更愿意和自己的哥们儿在一起，而大部分女人则希望他们能够多一点时间陪自己，您觉得造成这种男女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Y：我觉得男人的社会性更强一点，因为从历史上来说，男人受到的教育都是男主外，如果一个男人成天窝在家里面，整个社会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实现社会价值的人，所以需要他到外面去。现在的社会赋予男人的责任更多也更强，一出生就准备着要他承担各种义务，就知道他未来肯定要肩负养家糊口的责任。而女人就不同，家长对她们就没有那么高的期望，能有个饭碗当然好，实在不行，就期望她们能找到一个很好的人嫁就行了。

M：就像有种说法“男要穷养，女要富养”。

Y：对，但我倒觉得并不一定是经济上的富养，更多的是感情上的东西。女孩子要从小得到足够的爱，幼年缺少爱的女孩子长大以后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M：当身边没有男人陪伴的时候，女人该怎样让自己过得更舒服、自在和幸福？

Y：要有女朋友啊（哈哈）。无论你的家庭生活多么幸福，都一定要有闺蜜，这样你才会有更多的安全感。有时内心很隐秘的东西，包括说说丈夫的好话和坏话，女朋友都更容易和你分享、分担。

 

关于生活与未来：

“还有一些梦想等待实现”

M：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Y：我总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幸运的人——生活和工作很难分开。像逛街、看展览，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写作更是如此，所有动力都来源于生活，所有的感悟，也都是生活给我的。

M：您有着这么多的角色转换，有没有想过未来会跳转到另一个战场从零开始继续自己的新事业？

Y：再去跨行的可能性不大了，但做一些新的事情还是很有可能的。

M：您的下一本书打算什么时候出？

Y：马上。已经在做最后的排印了。是带有一点文化性的吃喝玩乐随笔，不像《内秀》是写给年轻女孩看的，比较希望走过一点路、读过一点书的女人能喜欢。

M：也祝您的下一本书能够大卖。

Y：谢谢。

采访后记：

如约而至的晓丹人如其文：利落、爽直又随和，听到我用仙风道骨来形容她一身古典又颇具艺术气息的装扮时哈哈大笑。喜欢去潘家园淘旧货的她，平时也会光顾许多年轻的时装品牌，但同时也在担心某些大众化的路线会使奢侈品牌丧失古典品质、打乱市场秩序。

她曾经饱受文学浸染，现在又肩负着一个设计师的社会责任。关于未来，自然有更多期待。她喜欢一早写作，到下午困倦的时候就大声放着音乐画两笔。她怀念小时候穿过的老式斜襟儿衣服，那是她第一次发现衣服可以让自己更漂亮。自那以后，她就知道旧色和旧样式原来最适合自己。做舒服的女人，可能就是先从了解自己开始。

晓丹说她曾经非常内向矜持，而现在连老公都说她身上一点淑女的影子都没了。

而这个时代，如果女人能成就自己一段人生的传奇。

谁还想做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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