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四祖简介

                                                   汪茂荣
在古典文学全面进入总结时期的清代文坛，曾曲终奏雅，诞生了一个新的散文流派——因其早期重要作家多是桐城人，故派以地名而被后人称之为桐城派。桐城派理论体系完整，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称雄清代文坛长达200多年，国内外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人周永年这个耳熟能详的感叹虽不无夸饰，却也在相当称度上反映了当时文坛的实际！
那么，桐城派为什么会异军突起?细究起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刻的时代因素和独特的地域原因的。
先说时代因素：早在明代中叶，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先后发起了两次文学复古运动。他们标榜“文必秦汉”，但所作句摹字拟，驳杂不纯，文理欠通，成为徒其形式而无时代气息的“伪古文”，到了明末清初，文坛上盛行的仍是这一派的文章。这种食古不化的文风激起一些人的不满，他们希望在散文写作上继承“唐宋八大家”文从字顺的传统，以写实来代替摹仿。同时，为了在清王朝文化高压政策下实行自我保护，他们也需要寻找一种严谨雅洁、不易触犯时忌的文体来记事论理。适应这种时代需要，一种不事张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胡适语)的新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便应运而生了。
再说地域原因：当时桐城本身所具备的诸多条件也为这个文派的产生接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首先，桐城自古以来就有“穷不丢书”的优良传统。这里山多地少，农业发展较难，又不像徽州，民间很少有外出经商的习惯。因此，老百姓只能走“读节——科举——仕宦”这条路。这种读书风气的全面形成，为桐城派的产生营造出浓郁的社会氛围。其次，桐城虽三面环山，但其东乡(即枞阳)却濒临长江，与长江下游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南京一水相通．从明末起，桐城便与南京联系密切，很多桐城文人都曾游学或定居南京，以文会友．见多识广。这就为他们创立桐城文派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视野。再次，桐城历来尊师重教，桐城文人也多以教师为职业。他们不但要自己写文章，还要给人讲文章，教人作文章。这样便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文方法，
这套作文方法因极便初学，而受到普遍欢迎，从而为桐城派的产生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时势造英雄。际会这种时代风云并利用这种地域条件，为桐城派开宗立派先后作出不同贡献的，是声誉卓著的四位文学大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也就是普通所说的“桐城派四祖”。其中：
为桐城派创立起导夫先路作用的足戴名世。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号南山，桐城人。一生大部分时间以教书为业，生活比较贫困。他早年即有志修明史．所著《南山集》一书收有不少抒发明亡遗恨的文章，表现了对清王朝的不满。后被人告发下狱处死。戴名世年长于方苞，生前与方苞关系密切，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赏析文心，这对方苞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形成，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本人的散文也写得简洁朴实，具有很高的成就。由于他是一个犯了“大逆”的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他在桐城派历史上的地位总是避而不谈。其实，不论是在散文理论的建树上，还是在散文创作的成就上，他都算得上是首开桐城派风气的重要人物。
为桐城派创立起奠基作用的是方苞。
方苞(1668—1749)，字风九，号灵皋，晚号望溪，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康熙五十年，因牵连戴名世“南山集案”下狱。出狱后，以学问渊博被擢选为早帝的近身词臣。作为桐城派的奠基人，方苞在文派的建设上是做了很多拓荒工作的。在理论上，他首倡著名的“义法”说——“义”指的是文章的用意，“法”指的是为文求雅、求洁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在语言上，力求简洁平易、清雅不俗；在词法上，尽最选用单音词，力戒排比铺陈、言过其实：在句法上，多用奇句，少用或不用偶句；在章法上，则讲究剪裁得当、可合呼应、转折有序，通过这些方法所构成的雅洁形式，来恰如其分地表达文章的内容，以形成高淡醇厚、澄清无滓的文章风格。这就从
内容到形式，初步构建了桐城派的文论体系。在创作上，他所写散文虽精悍不足，但严谨雅洁、不事雕饰，且有伤时感世之作．如《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就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为桐城派创立起承上启下作用的刘大櫆。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人。他是一介寒儒，只中过秀才，终生以教书为业，很不得志，在“桐城派四祖”中，他曾得方苞赏识，又是姚鼐的老师。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他在桐城派的形成中，能发挥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论文主张上，他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重视散文的艺术表现，这对方苞“义法”说中的“法”只强调文章的语言、章法，而忽视神气、音节，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他本人所作散文则长于气势，富有文采，内容多怀才不遇的感慨，对时弊也有所指摘。主要著作为《刘海峰诗文集》。
为桐城派创立作出集大成贡献的是姚鼐。
姚鼐(173l—1815)，字姬传，世称惜抱先生，桐城人。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充任四库全书编修官。中年弃官，先后主讲东南各大书院达四十余年，培养了大批人才。他早年曾向刘大櫆学习古文，继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同乡前辈之后，从事散文写作与宣传，影响遍及全国。桐城派能臻于大成，是与他的全面努力分不开的。在学风上，他针对当时文坛所流传的桐城派文人多空疏不学的舆论，适时提出义理、考掘、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强调了作家在文、史、哲方面的综合修养；在古文理论上，他认为方苞“义法”说中的“法”比较狭隘，强调写作既要有所“法”，更要有所变，在守“法”并超越“法”的基础上去追求文章的神韵，这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姚鼐自己的散文写作便很好地实践了这一主张。他的文章一般都能写得清通自然、简洁明快，具有一种特别的风致，代表作为《登泰山记》。他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篡》是桐城派传授古文义法的最重要的一部教科书，被众多后学奉为精研古文的煌煌宝典。 
“四祖”而后，桐城派开宗立派，实大声宏，影响了一代文风，并衍生出两个重要的分支文派——阳湖派和湘乡派，尤其是湘乡派，他的开创人曾国藩凭借清廷重臣和文坛宗师的双重身份，公开打出了“桐城派”的旗帜，经过他的提倡，桐城派声威大震，所向披靡，全面取得了文坛盟主的地位。
但历史是前进的。随着西学东渐和封建制度的崩溃，桐城派本身的弱点以及它所凭借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渐次丧失，决定了它必然没落的命运，经新文化运动致命一击，便很快消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时风的影响，人们多对其持否定态度，这是很片面的。撇开其它的成就不论，单就散文创作方面来说，桐城派
作为中国古典散文的终结，虽然不能后来居上、取得唐宋古文运动那样的成就，但是戴、方、刘、姚等人的文论，对散文创作观律有所总结，虽禁忌略多，但还是便于学者掌握古文写作方法的。他们创作的许多名篇，仍是可供后人借鉴、欣赏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对于桐城派，既不能盲目肯定。也不必粗暴行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才是我们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因此，我们今天无论是研究中国文学史，还是研究地域文化史，都应将桐城派视为一座绕不过去的巨大宝山，在发掘这座宝山的同时，亦应永远记住曾为构筑这座宝山作出卓越贡献并大字深刻在这座宝山上的四个熠熠闪光的名字——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