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是唐代诗坛上的两座高峰。对二人的研究，代不乏人。由于二人是唐诗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诗歌风格绝然相反，却又相辅相成，故关于李杜的对比研究，关于李杜优劣的争论，也成了历史上的热门话题。关于二人的比较研究，上个世纪许多文学史、诗歌史及不少论文都曾论及，还有专书问世，如汪静之的《李杜研究》、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罗宗强的《李杜论略》、杨义的《李杜诗学》等。这些研究，是将李杜作为盛唐时代的两个风格绝然不同的诗人或作为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人来研究的，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把他们仅作为不同风格的诗人或诗歌流派的人物来研究，还是不够的。需要更深入一步地从唐代诗歌主潮流变的角度做比较研究。罗宗强先生后来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已开始将李、杜诗风作为唐代两个不同时期的诗风来进行研究。2000年，我在此基础上，写了《李杜之变——是唐诗主潮之大变》的文章将李杜诗风之变作为唐诗主潮的转型来进行研究。但我仍觉未深入到文化的深层结构。其实，李杜之变最深层的原因，是唐代文化思潮的主潮从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向现实主义文化思潮嬗变与转型造成的。文化思潮包括：文化思想、文化价值观、文化人格、文化心态、审美观念、文学思潮（其中包括诗歌思潮、理论主张、诗体变革等）等内容。从唐代的文化主潮的转型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寻找李杜诗风之变的多层次的原因，这样才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诗歌的文化内涵，并更加准确地阐述和评价他们在文化史与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历史贡献。因此，以文化转型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一步研究，是很必要的。由此可以扩展视野，从更宏阔的文化大范围和更深层的文化内涵与文学的内因关系方面，对李杜诗风之变做全面透彻的探讨。
一、李白到杜甫——个体诗风的转型
唐代诗人的并称，大都是以相同的诗风与同一个诗歌流派而被后人加以并列的。如沈宋、王孟、高岑、韩孟、元白、韦柳、温李等，惟有李杜二人的并称，却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诗风绝然相反而加以并列的。这其中的原因很耐人寻味。显然，他们的并称，不是因其同，而是因其异。可以说他们的思维方式、思想类型、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是大不相同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思维类型来说，李白是发散式的幻想型的思维[1]，杜甫是凝聚式的写实型的思维
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他们诗风的极大差异所谓幻想型的思维，就是说，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严格遵守或者主要不是遵循现实的逻辑来进行思维的，是一种具有超现实的想像型的思维方式。我们今天一般称作是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其代表人物就是屈原与李白。屈原的《离骚》与《九歌》，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别离》等一系列的诗歌等就是用这种幻想型的思维方式写成的。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诗人一会儿上天入地，一会儿穿越于古今，一会儿神游于仙界，一会儿来往于人间，一会儿出入于梦境，一会儿飞腾于想像。他们的思绪就像天马行空一样的自由自在，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因此，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其思维是发散式的，正如元人范德机评李白诗所说的“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词意反复曲折行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李翰林诗》卷一《远别离》评语）所谓“断”与“乱”者，就是说李白的歌行并不遵守现实的逻辑，而是凭幻想与想像的逻辑，纵横迭宕，随意发挥，因此才会有“错综无定”（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一八）或“变化无方”的效果。（1）而写实型思维恰恰相反与幻想型思维相反，它基本上是遵循的现实的逻辑，基本上遵循事物的客观面貌来刻画描写事物。诗歌虽与散文和小说不同，有较强的情感因素，但写实型的诗歌与幻想型的诗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及许多纪行诗，都对客观的事物和事件有着接近真实生活的详细的描述。他自陇赴蜀的蜀道上所写的纪行诗，就与李白的《蜀道难》等诗，有着极大的不同。他对景物的描写，是力求刻画逼真的真实写照，把目光凝聚于细部，有如精描细绘的工笔画。他描写现实社会的诗歌，也力扣现实的真实，如同诗史，正如同孟棨在《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所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二）从思想类型来说，李白属道家思想系统，杜甫属儒家思想系统
道家多用批判型的眼光审视世界，批评时政和礼教虚伪，崇真疾伪。老、庄崇真疾伪，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真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因此道家提倡真，对于打着“仁义道德”旗帜的伪善之举，有着激烈的批判。李白自幼对道家思想濡染甚深，他崇尚道家的自然与天真，他对“时讹皆失真”（《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的社会，极为不满，而大胆批判礼教的虚伪与统治者的逆道违天的暴虐行为。这在他《古风》其三十、《古风》其三十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战城南》等诗中，得到充分表现。此外，李白身上对封建礼教有明显的反叛意识，有很强的独立个性，他“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手持一支菊，调笑两千石”（《宣城九日闻崔四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二首》其一），嘲尧舜，笑孔丘，讽刺当朝的天子昏庸如楚怀王，其批判之矛头，直指儒家的圣贤与最高统治者，可谓是一个“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尽心下》）的狂狷之士。他的审美观是崇尚“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反对“雕虫丧天真”（《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五），其审美观属于道家的“真美”的美学思想系统。
杜甫属儒家思想系统，重社稷民生，着重表现人生和人性的善与美，属儒家“善美”的审美观。他自幼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官僚家庭，一生主要信守儒家思想，认为“法自儒家有”（《偶题》），受儒家的国家社稷观念与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影响很深。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国家倾危、民族存亡的时刻，杜甫在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从诸公登慈恩寺塔》、《春望》等诗中，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深切的忧虑，他还有着儒家的推己及人、仁民爱物的思想与胸怀，特别是对下层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心，在其《又呈吴郎》、《负薪行》、《岁晏行》等诗中，对在战乱中的人民大众的痛苦与不幸表达了殷切的关怀。这种仁者的博大胸怀，表现出了儒家的以善为美的“善美”审美观。
（三）从个性上来说，李白是一个外向型的开放个性，而杜甫属于内向型的内敛个性
李白生性豪放，任侠仗义，爱交朋友。在广陵他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上至卿相，下至三教九流，他都有交往。他每次出游，所在之地往往有“二千石”的官员及各类朋友出迎。他对朋友也一片真心相对，一往情深。一个朋友在洞庭湖畔去世，他夜半守着朋友的遗体，“猛虎前临，坚守不动”（同上）。他性情直率，口无遮拦，心无城府，人格像水晶一样透明。经常在诗中批评时政，议论当政，揭露讽刺那些达官贵人的丑恶行径。有时连皇帝老儿也不放过。他在《清平调词》中讥刺杨贵妃，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痛斥朝中的权贵如“鸡狗”与“蹇驴”，他性情傲岸，锋芒毕露，在皇帝面前，敢于“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在权贵面前，“未尝一日低颜色”（任华《寄李白》）。他不惯于律诗的拘束，长短不拘的歌行中特别适于展现他恣肆豪放的个性。
相对于李白，杜甫的个性却是内敛型的。他不善于像李白那样广泛交际，对人也不像李白那样性格外露，个性张扬。但对朋友却感情真挚，慎始慎终。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杜甫为人温文敦厚，性情谦和，内刚而外柔。李白虽然善于交际，但知心的朋友却没有几个，而杜甫却与李白、高适、岑参、郑虔、房琯、严武等人保持着终身的深厚友谊。内向的人格使他潜心思考与创作，努力地探索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他的内向性格也适于他作律诗。在严格的形式与格律中，他炽热感情在诗律的循环往复的节奏中，不断地激荡回旋。如在《秋兴八首》中，他忧心国事、思念长安的感情，像潮水一样，去而复来，反复不已，形成他含蓄蕴藉，思虑宏深的“沉郁顿挫”（《进雕赋表》）的诗风。
（四）从秉赋上来说，李白是个天才型的诗人，杜甫是个功力型的诗人
天才诗人主才，主“气”，主灵感，一气呵成，不假修饰。李白是靠灵感作诗的出口成章的诗人。杜甫说他：“敏捷诗千首”（《不见》）、“一斗诗百篇”（《饮中八仙歌》），李白的族兄弟李令问也说李白“心肝五脏皆锦绣”，有“开口成文，挥翰雾散”（《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的作诗本领。因此，说他才思敏捷，是个天才型的诗人，大概不会错。传说他在宫中醉写《宫中行乐词》十首（今传八首），文不加点，顷刻而成。（2）他写诗大多是一气呵成，很少修改。因此严羽评其《将进酒》诗是“但用胸口一喷即是”
（3），因此说他主气。明人王世贞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艺苑卮言》卷四），就是说他主才、主气的意思。但天才诗人也并非是不学习，仅靠个人小聪明，其实他从小就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五岁诵六甲，十岁通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并曾“三拟词（文）选”（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二），他平时“横经籍书”，自“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可见他也是十分勤奋和努力的。
杜甫是个功力型的诗人，主“意”，主锤炼，主“意匠经营”。他自称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对《文选》是颇下了一番工夫的。他从小习书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在四十岁以前，他就作了一千余首诗，不过大都没有留传下来。可见他在读书和创作方面，是十分勤奋的。他对史籍是十分熟悉的，黄庭坚说：“子美作诗……无一字无来处。”（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就是说他读书之多。他的诗思也许不像李白那样快捷，但写起诗来却非常认真。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总是反复吟咏，不断地修改锤炼，“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力求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地步。因此，他的诗是以功力著称，以“意匠惨澹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的精心打造著称，在诗的语言锤炼与意境的创造中，有独特鲜明的个人特色。明人王世贞说：“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艺苑卮言》卷四）
（五）从表达方式和表现对象来说，李白是以自我为轴心，以表现自己，揭露和批判上层社会为主；杜甫是以社会为轴心，以描写社会现实，关注民众疾苦与抒发其忧心社稷苍生的深切感受为主
李白是一个典型的主观型的诗人。他的诗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是“有我之境”，诗中处处有一个抒情的主人翁——李白自己的形象在。李白在诗中，处处强调自己的存在。如他的诗中说到“我”字时竟多达330多处，并且多次在诗中提到自己的姓名。如：“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阳歌》）、“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送汪伦》）、“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赠内》）、“纪叟黄泉下，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酤酒与何人”（《哭宣城纪叟》）等。他的诗主要抒写的是他自己的感受，有着强烈的主观性。从表现手法来看，李白以夸张、想象为主，不为现实所束缚，对现实有极强的超越性，即以虚为主。如“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送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等。在这些诗中，“四万八千丈”并不是天台山的真正高度，而是李白的主观揣测与感受。同样，桃花潭水也未必有“千尺”之深，庐山瀑布也并非有“九天银河”那么高，都是诗人的主观感觉。他常采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如“燕山雪花大如席”（《北风行》）、“白发三千丈”（《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等夸张的诗句，来显示他情感的力度与诗中形象的表现力。他这些夸张和想象，是属于主观上的感受与感觉，而不是以现实的真实性为尺度的，是以达“情”为主，意到即止，有些像绘画中的漫画与大写意，因显得较“虚”而不实。因他处处强调自我，故对他人特别是统治者对他的压抑感受特别深刻与敏感。在长安的三年中，他就深深感受到处处受到小人的排挤与皇帝的猜疑。“白日不照吾精诚”（《梁甫吟》）、“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就是他当时深刻的感受，并感到处处“行路难”。李白以他在上层社会中的深切感受，揭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专制，并予以猛烈的抨击和批判。
杜甫是以社会为轴心，以描写社会现实，关注民众疾苦与抒发其忧心社稷苍生的深切感受为主。杜甫的主要经历是长期的生活在下层社会之中。在天宝时期的长安十年，他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即依靠卖草药与朋友接济的拮据日子。安史之乱后，又抛官西走，流落陇蜀，虽在严武的幕中挂了个闲职，其实过的是贫士与流民一样的贫困生活。因此，他眼见目睹与心感身受的是下层百姓的苦难。他用他手中的笔，忠实地纪录与反映了他所目睹的一切。他是一个以社会为轴心，以百姓苦难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客观型的诗人。从表现手法上来说，杜甫以刻画写真为主，着重客观性、真实性。如他在《丽人行》中所描写的贵夫人的装饰：“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匌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这些描写准确而真实，不是随意的臆想。他在《北征》中描写他的小儿女穷得没有衣裳穿，穿的是由旧衣料所拼凑补缀而成的衣服：“床前小儿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与紫凤，颠倒在短褐。”这样真实的描写，没有现实生活为依据，是根本写不出来的。他有不少诗，都有叙事成分，是以第三者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反映现实社会的诗，如《石壕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负薪行》、《最能行》、《岁晏行》等诗，都深刻地描写了下层人民在战乱中苦难生活的真实面貌。他正是王国维所说的那种“客观之诗人”（见王国维《人间词话》）。正因为其客观，所以其反映的社会问题才真实逼真，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与李白的以“虚”为主的特征相反，他是以“实”为主要特征的。
（六）从所擅诗体来看，李白长于古诗，尤擅七言歌诗和五七言绝句；杜甫长于近体，尤擅七律和排律
现传李白集中其诗有1001首，除去他人之诗与伪作，约有近千首。从明人刘世教本《分体李白全集》来看，其中五律有88首，七律8首。五言排律17首，五绝83首，七绝有85首，而五、七言古诗却有720多首。约占其诗总量的72%.从质量上来说，李白为人传诵的名诗，多是五、七言古诗（其中包括杂言歌行）与绝句。如《古风五十九首》、《襄阳歌》、《行路难》、《梁甫吟》、《将进酒》、《蜀道难》、《玉壶吟》、《猛虎行》、《远别离》、《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云台歌送丹丘子》、《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天门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他的绝句也有不少不合律的古绝和拗绝，如《静夜思》、《自遣》、《山中与幽人对酌》、《登庐山五老峰》、《山中答俗人》等，皆多不合律诗粘对的格律，应是古绝句或拗体绝句。即使是律诗，有的无对仗，如五律《牛渚夜泊》；有的不尽合律，如七律《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等。闻一多说，李白的律诗也有着“古诗的灵魂”
（4），说的是很到家的。胡小石先生说：李白的主要成就是他完善并完成了汉魏以来的古体诗，对旧体是个总结。（5）可作为对李白的定论。
杜甫诗现存有1453首，其中五言古诗261首、七言古诗141首，五言律631首，七言律诗151首，五言排律123首，七排8首，五言绝句31首，七言绝句107首。他的近体诗五、七言律诗、排律与五、七言绝句共计1037首（6），占其诗总量的71%.这个比例正好与李白古体诗所占比例相仿。应指出的是，杜甫的五、七言律诗不仅在内容上比前人有了许多开拓，而且还创造运用了律诗连章的方法，扩展了律诗的表现能力。如五律连章《秦州杂诗二十首》、七律连章《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他的151首七律，在数量上已与初盛唐七律数量的总数差不多。初、盛唐的诗人无论是在律诗的创作的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没有一个人能敌得上杜甫。他的脍炙人口的名诗也多是律诗，如《春望》、《旅夜书怀》、《登岳阳楼》、《春夜喜雨》、《蜀相》、《阁夜》、《登楼》、《登高》、《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杜甫的主要成就是他完善并完成了齐梁初唐以来的近体诗的创作范式，特别是对七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关键的作用，对新体是个开创。
（七）从艺术风格上来说，李白是着重表达理想的浪漫风格，杜甫是着重描绘现实的写实风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与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
由于二人从思维方式、思想类型、才能秉赋、表现手法及所擅长诗体的不同，表现在诗的风格方面，便迥然不同。李白的理想是道家的自由精神与儒家的理想主义结合。在人生理想方面，道家哲学强调的是超越现实束缚的精神自由的一面，李白特别强调实现他的个性自由与独立人格的实现，正是道家自由精神的体现。在社会理想方面，儒家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天下大同理想的社会，而李白所追求的正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国泰民安的清平社会。按照这两个理想的标准，盛唐的前期社会基本上已具有了部分理想的因素，但后期却与此大相违背。故李白心目中的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不够理想的实际状况，大相冲突。他于是就以自己的理想来衡量对照不理想的社会现实，对现实的黑暗势力进行猛烈地批判。他用神话或理想中的自由，用超现实的手法来表达心中的理想，于是就形成了他诗歌的浪漫诗风。
杜甫的早期，其思想基本上也是理想主义的。他的诗风也与盛唐人没有太大差异，还没有确立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其存诗也不多。天宝末期及安史之乱后，杜甫才走向诗歌的创作高峰时期，这时的理想人生及理想社会已不复存在。他所面对的安史之乱前后的残酷社会现实，已与盛唐社会大相径庭。因此，他已从他早期的理想主义向直面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转型。国家的安危与人民的苦难，使他不再顾及个人价值的得失与个人理想的实现，而是由个人的“小我”理想的实现转向关注国家社稷与苍生黎民“大我”的追求，他的这个转变，使他与盛唐之士的理想主义拉开了差距，从而开辟了唐代后期的现实主义的诗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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