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国维，我们会想到众所周知的读书三境界，想到清华的“四大教授”，想起他的《人间词话》，王国维在中国上古文、民族史、小说戏剧等研究领域取得业绩曾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和深刻变化。

王国维在30岁之前，其兴趣主要在哲学，而哲学的研究又引发他对教育问题的深切关注。在20世纪初，他参与主编了中国近代第一份教育专业刊物《教育世界》，为中国教育界了解认识传播西方教育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他翻译的日本花铣三郎的《教育学》和丹麦学者海普定的《心理学概论》，分别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教育学和较早的心理学专门著述。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最早把西方近代哲学观念引入教育问题的探讨，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王国维是第一个试图在近代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开拓者。

哲学者，教育学之母也

中国绝大多数教育家多数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出发论述教育问题，王国维的研究从哲学问题的钻研起步。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王国维深受刺激“未几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1900年偶然获得了赴日本留学的机会，然而由于身体原因，不得不中途回国，回国后从1901到1907年间把他所有的业余时间放在西方这哲学著作的研究上。其中康德和叔本华的思想对王国维的影响颇为深刻。

王国维醉心于哲学研究的同时，他的实际工作确实编辑《教育世界》和讲授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的课程。正是他对哲学理论问题研究和对现实问题思考的结合，提出了“夫哲学，教育学之母也”。这一命题的提出，正是他对哲学理论问题研究和对现实教育问题思考相结合的结晶。为什么哲学是教育之母，王国维列举了以下方面的理由。

考察近代教育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 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教育科学产生于西方，它本身就是西方近代哲学变革的产物。他在《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中指出：

  自十九世纪以降，教育学蔚然而成一科之学。溯其原始，则由德意志哲学之发达是也。当十八世纪之末叶，汗德始由其严肃论之伦理学，而说教育学，然尚未有完全之系统。厥后海尔巴德始由自己之哲学，而组织完全之教育学。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标志着具有科学理论体系的近代教育学的形成。而对康德哲学的批判继承，正是赫尔巴特在教育学理论基础的重要来源。王国维抓住教育科学近代里程碑意义的两个人物，通过对他们哲学学说的研究，理清了近代教育科学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立论，强调哲学对教育科学的指导作用。在王国维主持下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介绍西方外国教育史和西方哲学家，从历史的角度给人们提供说明哲学和教育的内在联系。

分析近代哲学的本质特点。王国维认为：哲学是一种探求宇宙人生真理的学问，哲学的价值正在于它超出人生日常生活的利用范围而满足人们可求知识的欲望。“知识之最高满足，必求诸哲学。”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在于除饮食男女、芸芸以生，厌厌以死外，有一种自觉的理性：“宇宙之变化，人士之错综，日夜相破于前，而要求吾人之解释。不得其解则心不宁。哲学实对此要求与吾人解释。”教育学是研究人的教育的学问，是一种使用价值很强的学科，但是，教育学不过是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的应用。从哲学与教育学的逻辑关系而言“则世所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教育学等，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

人的理性包括知力、意志和感情三个方面，这三者的最高理想是真、善、美。哲学正式综合此三者而探讨其原理的，知识论之于求真，伦理学之于求善，美学之于求美，是哲学研究追求的理想，教育的宗旨即早就真、善、美的人才，所以，教育学上的理想就是哲学上的理想。

王国维提出的哲学是西方近代哲学，不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是实际的、通俗的，而西洋人的特点是思辨的、科学的，中国的哲学家从孔子开始，都抱有政治上的大志，无不欲兼为政治家，探索形而上学的奥秘，往往带有功利主义目的，对“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大都缺乏兴趣。一言以蔽之，王国维认为：“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因此，他的哲学与教育学的特点的分析，完全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基础的。

真对现实教育发展的需要。 20世纪初，中国的传统教育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两部学制的颁布、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前所未有的兴学热潮。相对于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和实际教育活动的展开而言，王国维深感有关教育学理的研究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他曾感慨地写道:“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众，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已。”当张之洞主持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规定在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中没有设置哲学课程，引起王国维的震惊，先后发表《教育偶感》《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哲学辨惑》论文强调哲学的研习对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精神的至深影响。他强调：“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系之学，”“欲养成教育家，则此科为尤要”等。

 王国维提出论证的哲学与教育学之关系，标志着20世纪初年中国教育界、知识界对教育科学建设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其理论价值在于： 首先，这一命题突出了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在王国维看来，中国古代的诸子、六经、宋儒之说尽管包含丰富的教育思想，但只能称作是政哲学、道德哲学，不能算作纯粹的哲学。其次，这一命题强调的是教育学要建立在西方近代哲学的基础上。一方面是消除传统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对教育的束缚与制约；另一方面，指出一个新的基础和立足点。

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宗旨

1903年8月，王国维发辫《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指出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之人物。这个宗旨的提出是建立在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下，通过自己对人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探究体验形成的，所谓完全之人物，就是各种能力都得到和谐发展的人。王国维认为：

 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疲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

 因此，培养完全之人物的“完全之教育”，就应该包括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四个方面。把德智体美四育的和谐发展作为教育宗旨明确地提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王国维是首倡者。

王国维不是从教育的社会功能立论，而是着眼于个人的个体发展，建立在西方近代哲学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王国维认为，人的本质是生命意志，它是一种无止境的、不可遏制的欲望。人生下来，呱呱而啼饥，瞿瞿而索母，渴而欲饮，这不是知力理性的作用，只是生命意志的体现。所以，意志为精神中之第一原质，而知力为第二原质，世界只是意志的表象。

知力如何产生？知力是意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一生下来是无所谓知力的，一个月后能看见东西，于是有了悟性，三岁的时候能说话，开始有理性的作用了。一切生物，其进化程度俞高，欲望俞增，所需之物愈精，而愈不易得，这样，它的知力亦不得不应之而愈发达。植物所需仅空气和水，动物之食物则复杂的多，于是有悟性的产生。人类所需，就更加复杂广泛。人类生活之欲增进无穷，知力的发展、发达亦无止境。“知力者，意志之奴隶也。由意志生，而还为意志用者也。”人类生活之欲增进无穷，知力的发展、发达也没有止境。

道德如何产生？王国维认为，道德不是先贤制礼作乐，更不是天理的体现，道德的产生同样需要从人的生活之欲、生命意志中去探寻。就人的本质而言，趋利避害、追求个人幸福是无止境的，人可以视他人及物与我无毫发关系，为满足自我之欲，虽以牺牲他人的生活之欲亦在所不惜，甚至以他人的痛苦为自己的快乐。王国维论证说，社会存在和个人本性间有尖锐的矛盾。道德产生于人的生活之欲中，只不过是拒绝这种欲望的横行无忌，规范这种欲望的冲动，通过牺牲个人利益调节个人和社会的冲突，保证社会的安宁和个人欲望的有限度的实现。在肯定道德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又隐伏它对个体发展的压抑。个体发展的完全实现，仍需探索新的出路，于是有美育的产生。

一方面，道德所揭示的价值是一种社会价值，他压抑个人的生命意志；另一方面，生命意志的欲望是无穷的，欲望因得不到而使人感到痛苦。王国维认为，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如此矛盾，只有在对现实彻底否定的基础上才能统一，在超越现实的飘渺境界中，人的本质才能得以完满实现，获得意志自由。这个飘渺的境界存在于审美过程中，这时，人摆脱了现象世界，摆脱了功利、道德的束缚，“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个人和整体的矛盾消失，理性和意志相融合，达到纯粹快乐的境界。这个境界是非现实的，但在王国维看来，由于它实现了人的本质，所以，即使在精神境界中得以实现，仍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王国维从人的本质研究、在人的本质是生命意志的认识基础上构建了他的理想教育的大厦：

智育之所以需要，因为通过智育可以发展人的知力，增长人的知识，满足人的永无止境的欲望。知识分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实际知识先于理论知识，理论知识发达后成为实际知识的根本。无论理论知识或者实际知识，所追求的都是“真”，“真者，知力之理想也”。

德育之所以需要，因为“道德与福祉实有不可离之关系”，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寻求个人欲望的满足，想要使全世界上幸福生活的人数达到极限，个人生活的完满成都只能达到最小限。善恶的区别，要看拒绝生活的欲的程度为标准，“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善，“善者，意志之理想也。”

美育之所以需要，因为人一生孜孜以求，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感情永远处于痛苦、烦恼与无聊之中，美育一方面可以使人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另一方面，也是德育、智育的辅助手段。只有进入审美的境界，沉醉于审美的光照中，人才能真正享有快乐，所以，“美者，感情之理想也。”

人的知力、感情、意志三者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交错的。比如一个人，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认识到这件事应该做，是知也；他想做这件事，是意也；他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或做完这件事后所产生的感情体验，是情也。因此，智育、德育、美育“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王国维构建的理想教育大厦，根本缺陷在于他把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加以决裂，把人的本质和人的社会存在放在绝对对立的地位。他没有意识到人的发展和人所创造的世界在发展人中考察人的本质及其发展。因此，王国维不能从现实社会的发展中考察人的本质与发展。人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是社会不仅对个体发展起着既促进又约束的作用，而且将按照个体发展的普遍需要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人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是社会部仅对个体发展起着即促进又约束的作用，而且将按照个体发展的普遍需要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王国维对他的完全之人物没有提出改造客观现实、改造客观社会关系而使个体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生命意志的要求。

王国维提出培养完全人物的教育宗旨没有在当时教育界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但是不能得出他的教育理想没有积极意义。王国维的贡献在于他力图摆脱中国封建教育过分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能，抹杀教育对个体发展功能的历史惰性的影响，第一次从人的本质、从个体发展的视角突出考察教育问题。

王国维提出知、情、意、真、美、善和谐发展培养完全人物的教育理想不仅具有反封建道德，并且为近代教育科学的构建开辟了一个新的源头——立足于人本身的发展和价值的体现，并对蔡元培后来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奠定了基础。

近代中国美育理论的创始人

如果说，在近代教育家群体中严复是最早提出并深刻地论述了科学的教育功能，那么首先倡导美育、确立了它对人的精神影响的独特地位的则是王国维。

我国在封建社会教育中存在着美育活动，“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谓兴于诗，成于乐”这是古代教育美育的典型，但是中国古代教育中的美育活动是服从政治和道德训练，建立在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几乎上的。美育活动失去了它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王国维对美育源自于对人生真理的探讨，他认为美育的根本性质是：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

王国维对美的性质的表述包含了两层意思。 作为美的对象，具有超功利性。

王国维受康德影响，把美区分为壮美与优美。 壮美：“对象之形式越乎吾人知力所能驭之范围，或其形式大不利于吾人，而又觉其非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如自然中之高大山川、烈风雷雨，艺术中伟大之宫室、悲惨之雕刻像，历史画、戏曲、小说皆是也”。 优美：“对象之形式不关于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自然及艺术中普通之美，皆此类也。” “古雅”：介于壮美和优美之间，人们不满足于天地造化而生成的素朴的美，于是就有艺术美的创造，即用认为的形式把素朴的自然状态的美表现出来，就有“古雅”。

审美主体对对象不抱有功利目的和官能欲望。美虽然是一种客体存在，但这个存在物只有在主体的审美观照中才能被认识。美是先天就存在的，在审美过程中，只有人沉浸于对客体的直观，忘却自我，才能彻底地把握客体，此时人的意识得以完全地体现，就会从现实的感情、意志中超越出来，产生一种无以复加的身心愉快感，，这种快感就是一种美感。王国维在指出在审美对象的超功利性和审美主体无功利目的的同时，也就肯定了美的独立价值，这种价值“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美的价值不只是道德训练的一种手段或方式。王国维借助于西方观念探索美的本质特点的同时，也从理论上论证了美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王国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美育的从属地位，第一次赋予美育独立的价值，中国近代美育理论的创建正式以此为第一块基石的。

 1905年，28岁的王国维就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发表了准确的评论：

唯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 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 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顾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 其所最好者也。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

王国维正确指出严复宣传的进化论在中国掀起的巨大波澜，有认为严复尊奉功利论，兴味不在纯粹之哲学。西方哲学主要分为经验派和理性派，严复是经验派的宣传者，王国维则是理性派的介绍人。严复在进化论基础上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强调的是教育在改造社会、救亡图存方面的社会功能。如果把严复的思想和救国紧密联系起来，那么王国维则是把教育和救人联系在一起，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没有严复理论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映。

也许是王国维由于对现实政治的相对冷淡，使他能以冷静的态度，更深刻的意义上认识教育的本质，审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具有的功能。我们在比较王国维和严复对近代教育贡献时，他们在中国近代教育初创时期，从不同的方面，引来了西方近代哲学的“活水”，异源同流，殊途同归，各自做出了不可相互取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