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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鄙人不是学文的，更不是学史的，偶尔碰上本“老书”瞅上两眼，只当是猎奇，偶尔与友人聊上几句“古话”，只当是“扯淡”。一不留神扯到网上，如同上了“布告栏”，如同无形的百家讲坛，这是要接受大家的批评的——这下令我警觉起来——闹不好要挨砖头的。

    说都说过了，也不打算收回来。索性把我读老书说古话的观点亮出了，一来求得“谅解”，二来可以交流通融。

    我读史书的态度历来是“依而不拘”的。依，依从，相信；不拘，不拘泥于现成的说法。对事对纪年——依；对事因对事果及评价——不拘。

    理由（一）：历史局限。

    记录时事特别是专职史记官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相比农耕管理甚至水文天文管理的官员要晚的多。这就是夏商周的历史残缺不全的道理。如今流传下来的史书，很大一部分是“后记”，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有继任皇帝为死去的皇帝修史的朝制，后记补记的东西自然会有偏差。这就是《史记》《资治通鉴》及博物馆藏的所谓权威史料有时相互矛盾的道理。

    之所以要依，就那么几部书，别无可依——没法——国人都依它，倒也认识统一。再说，历代的史记官以忠于事实为职业操守，宁可掉脑袋也不枉记——史书是可依的，时与事是可信的。

    理由（二）：传统观念的局限。

    史记官们是有思想有观念的。对何年发生的何事可以记录下来，对形成事件的原因，造成影响的评价，则受史记者个人观念影响很大。比如说农民起义，当朝者可以说“造反”，如果起义失败，叫“剿灭”，如果投降朝廷，叫“受招安”。但如果起义成功推翻了朝廷，大概就没本朝史官们什么事了。新朝的史官们就该说“替天行道”“黄天当立”之类。所以说，纪实和史评是两回事。即便史记官恪守“只述不评”的原则，其所述的或轻重或详略，乃至史料的取舍，无疑带有观念和倾向。

    理由（三）人为因素的局限。

    史记官们究竟是吃皇粮的，是皇帝老儿管的，他们记录当朝的草本是要给皇帝审查的。有掉脑袋之虞的史记官们哪敢“胡记”，歌功颂德者居多才是正理。至于“昏君”那都是“后记”之笔。如果后朝为前朝修志，后代给老子修史，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另外，还有两句要说：

    特别欣赏一位老师读三国的法子——品。一个“品”字何等精妙——各有各的品法，各品各的滋味。你品出的滋味和我不一，那是你的口感不同，与我何干！当然，这老师也说了：对于“硬伤”——读错了字，说错了事，是要认错要改的。

    对于野史杂记之类，不应一律排斥，有时候“在野党”也说真话。比如，清末两代帝师翁同龢每日伴驾的日记，现已有所毕露。想这日记，不必受他人审查，不必回避什么，纪实应相对可靠些；就是对事情的评价，也仅是他个人观点，并不受其他干扰。依我看，可信度应不低于所谓的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