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与文吏从对立走向融合

    西汉以后，曾经倍受打击与压抑的儒学逐渐复兴。民间教育的深厚根基使儒学保持生命力，通经入仕的政策又使儒学步入王朝的殿堂。于是，肩负着历史重任的一代儒家演出了新的一幕。

    （一）悄悄踏上官府的台阶

    儒学迂阔而不切于实用，故长期无人问津。加之前有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后有李斯“焚书坑儒”及“偶语”、“挟书”之禁，使儒学倍受打击，处境艰难。但是，儒学并未断绝，它在自己的故乡仍保留着极大的生命力。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所指出的：“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

儒生首次参与政治活动是在秦末。“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史记·儒林列传》）

    儒生正式参与国家政治是在高皇帝之际。“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 （《史记·儒林列传》）儒生以所操之礼乐参与政治事务并进而为官，这正是孔子的百年梦想。

   （二）百年梦想：“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是孔子也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一理想是在汉武帝时代逐渐实现的。高皇帝时“未暇遑庠序之事”,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孝景不任儒者”, “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此间，“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与秦朝“博士虽七十人，特备而弗用”曾无二致。然而至汉武帝时，形势大变。武帝下诏：“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又“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史记·儒林列传》）

    据《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曾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因旧官”: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二是“选贤良”：选拔“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 三是“举文学”: “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四是“罢不材”: “小吏浅闻，不能究宣”, “其不事学若寡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武帝皆批准实施。于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三）儒生与文吏的冲突与融合

    《论衡·程材》曰：“文吏，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犹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于宾客也。宾客暂至，虽孔墨之材，不能分别。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首批“通经入仕”的儒家知识分子正如登堂入室的外地客人，他们和原先的“武力有功之臣”，（《史记·儒林列传》）子承父业之吏，在政治素质和思想意识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立法、司法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论语·先进》: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子弟；先有了官爵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子弟。如果要我选择人材，那么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平民子弟。

    汉代官吏也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武力有功之臣”和子承父业而为官者。他们未曾系统接触过六经之学，不明子曰诗云之类，但谙习施政的惯例，通晓法律成事，熟知钱粮赋税捕盗及审判业务。正如《论衡·程材》所谓：“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另一种是出身平民以“通经而入仕”的贤良文学。他们系统学习过儒家经典，深明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和宽惠博施、富而后教的治民之道，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路数。但是，他们不通政务，不习法律，不懂审判。两种成分的人“皆为掾吏，并典一曹，将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笔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当多奇余；不知之者，以为皆吏”。（《论衡·量知》）当两种貌同而神异的官吏共同处理政务和司法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和冲突。

    儒生与文吏本来就存在差别，加之公孙弘以为“小吏浅闻，不能究宣”，罢免一批“不事学”、“不能通一艺”的官吏，又用考试的办法大量取用儒生，这就更加深了儒生与文吏的隔阂与对立。（《史记·儒林列传》）但这毕竟是暂时的现象，经过坎坷的路程，两者终于握手言和、合而为一了。两者的冲突与融合大致过程如下：

    1排斥阶段：“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

    文吏看不起儒生：“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担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 （《盐铁论·地广》）“呻吟槁简，诵死人之语，则有司不以文学，文学知狱之在廷后而不知其事，闻其事而不知其务。" “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 （《盐铁论·大论》） 儒生也看不起文吏：“文吏不晓吏道，所能不过案狱考事，移书下记。" 《论衡·谢短》. “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 （《论衡·别通》）“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谓愚，今之所谓智。以NB258楚正乱，以刀笔正文，古文所谓贼，今之所谓贤也。" （《盐铁论·大论》）两种官吏相互鄙薄，互不通容，其结果是“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论衡·程材》）

    2相峙阶段：“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

     实践表明，儒生、文吏各有长短：“儒生治本，文吏理末。" “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化者也。" “文吏以事胜，以忠负”: “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贿，临民则采渔。" “儒生以节优、以职劣”: “儒生不晓簿书，置之于下第，法令比例，吏断决也。" “儒生务忠良，文吏赴理事。" （《论衡·程材》）两者缺一不可，故不应相互鄙视仇怨。

    3战略转移：“一府员吏，儒生什九”, “簿书之吏，什置一二”

    “掺沙子”的成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其卓越。致使“一府员吏，儒生什九”, “簿书之吏，什置一二”。（《论衡·程材》）儒家知识分子不仅位居三公，而且在一些郡县官府中占了八九成。其结果是：鄙视儒生之论难以存在；而儒生必须亲自“理事”。这就使儒生与文吏的对立与隔阂日益消除。

    4融合阶段：“以经术润饰吏事”

    儒生、文吏各有长短，应取长补短。于是，儒生改变了“入文吏之科，坚守高志，不肯下学”的孤芳自赏的态度，向文吏学习“理事”的本领；文吏也改变了“循今不顾古，趋仇不存志，竞进不案礼，废经不念学”的旧姿态，转而向儒生学习六经之术。互相学习的结果是：“吏事易知而经学难见也”, “儒生能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学”。儒生终于沾沾自喜，发出了“牛刀可以割鸡，鸡刀难以屠牛”的慨叹《论衡·程材》. 。儒生在官府中站稳了脚，造成了“以经术润饰吏事”（《汉书·循吏传》） 的新局面。

                                                                           （ 作于199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