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是元代剧坛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如椽大笔，是推动元杂剧脱离宋金杂剧的“母体”走向成熟的杠杆，是标志戏剧创作走上艺术高峰的旗帜。不愧为元杂剧四大家之首。

能创作出众多经典的剧本，和关汉卿的生平经历是分不开的。关汉卿的前半生，是在血与火交织的动荡不宁的年代中度过的。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在他的剧作中，常把《周易》、《尚书》等典籍的句子顺手拈来，运用自如。而且，元朝是儒家思想依然笼罩朝野而下层民众日益觉醒、反抗意识日益昂扬的年代，关汉卿生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阶段，他的戏剧创作及其艺术风貌，便呈现出鲜明而驳杂的特色。一方面，他对民生疾苦十分关切、对大众文化十分热爱；另一方面，在建立社会秩序的问题上他忍痛儒家仁政学说，甚至还流露出对仕进生活的向往。

而关汉卿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键还在于他杂剧创作的艺术成就。首先，在题材的选择上，他是站在普通民众立场上提出社会正义的问题。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他所揭露的社会黑暗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反映，这样说并不错。但同时需要看到，社会对于弱者从来就是不公平的，并不是到了元代才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既表现了作家的良知，也是正在发展着的市民阶层通过作家所发出的呼吁。尽管，对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关汉卿常常不得不诉诸幻想，期待“王法”的真正施行，但这终究体现着改善社会秩序的愿望。关汉卿的杂剧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冲突，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带有本质意义的一些问题，反映得尤为深刻、集中。他不以写出当时广大人民所受的苦难为满足；同时还要表现他们身上固有的反抗精神。他笔下的主人翁不只是在苦难中呻吟，而且敢于和恶势力斗争，并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这种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的创作闪烁着理想的光辉。在《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杂剧的正面人物身上，集中了人民的智慧，寄托了作者的理想，明显地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其次，在戏剧结构上，他善于布置情节，掌握戏剧冲突的节奏，赋予动作性。关汉卿的杂剧大多缜密而精巧，紧凑而多变，富于戏剧性效果，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其作品大抵都能做到结构完整，开阖自如，首尾照应，开头不拖沓，结尾不松懈。例如《窦娥冤》，作者在短短的四折中，巧妙的安排了整个故事，使得情节紧凑，不拖沓，矛盾冲突也在有限的文字中展开，毫无生拉硬扯之感，引人入胜。作者根据生活发展的逻辑和主题的需要来安排故事情节，收到了突出主干、深化主题的效果；戏剧冲突一环紧扣一环，悬念迭出，剧情的发展往往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些都保证了他的优秀作品具有长久的舞台生命力。

在任务形象的塑造上，关汉卿塑造典型人物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塑造出了众多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都是被赋予了鲜明的性格。如《鲁斋郎》中，银匠李四和六案孔目张圭的妻子都被鲁斋郎夺去了，可是两人的态度是不同的。作为劳动者的李四，他敢于去郑州告状，而张圭这个为虎作伥的胥吏在鲁斋郎煊赫的权势面前，却只能忍气吞声，俯首听命。再如《救风尘》中，赵盼儿和宋引章同为妓女，两人的性格却大相径庭，赵盼儿泼辣火爆，这与涉世未深的宋引章是截然不同的。关汉卿善于观察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不同特点，着不同的笔墨刻画出他们迥异的性格。而且，关汉卿还善于把人物放在戏剧冲突中去表现人物的个性。《窦娥冤》中，在一连串的迫害中，表现出了窦娥强烈的反抗精神。《救风尘》中，赵盼儿的老练泼辣也是在与流氓周舍的斡旋中展现出来。有些人物，关汉卿是用了漫画式的笔法来写的，如《窦娥冤》中见了告状人首先下跪、称之为“衣食父母”的太守，《切脍旦》中粗陋可笑的杨衙内等。这既有借科诨调节剧场气氛的作用，同时也通过漫画式的夸张使这类人物成为黑暗邪恶势力的象征。

在语言上，关汉卿被认为是元杂剧“本色派”的代表。字字本色，较少纹饰，既切合剧中人物的身份与个性，也贴近当时社会活生生的口头语言，更能把观众感情引入到剧情和戏剧人物的命运中。而另一方面，所谓“本色”的语言，又不是简单搬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而是经过艺术的锤炼。正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所说：“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在《救风尘》中，赵盼儿的唱词就能十分贴切的反应出她的身份。关汉卿可以根据剧情和主人公身份、性格的差异，在不同剧作中变化其语言风格。关汉卿剧作所表现出的纯熟的语言艺术，是杂剧作为代言体的叙事文学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关汉卿既立足于戏剧语言性格化，又博采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语言素材，包括谚语、俚语、成语、口头禅等等，融合于作品之中，形成一个自然真切、色彩斑斓的语言世界。这也是关汉卿对元代剧坛的一个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