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慕羽老师对歆舞界创作的支持与关注！——歆舞界全体成员 

从剧场空间的真假孕妇说起

——体验环境舞蹈剧场《阿O一家》

慕羽 

（舞评人，舞蹈学博士，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委会会员）

    文章发表于《文化月刊》2013年10月

天气转凉，当我尚在回味这个夏天中国现代舞热度的余温时，一台名为《秋分》的现代舞集锦已呈现在面前，这是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年轻现代舞人“这一季”的个性亮相。据说，《秋分》的最大意义，在于向观众呈现新一代现代舞者的身影和创意，也彻底完成舞团的世代更迭。而这个“更迭”恰好在舞团资深建团团员宋婷婷的作品《眼泪》中获得了映照。

在“钟鸣”般的钢琴声中，身怀六甲的宋婷婷，缓缓步入舞台，她在一张椅子前坐了下来，时而抚摸面颊，时而轻抚自己膨胀的身体，整个过程十分安静淡然，与Arvo Pärt 那“神圣简约主义”的音乐气质非常贴合。这一份美好通常意义上都只存在于至亲家人间，而当晚“六月妈咪”宋婷婷却真实亮相，完全与陌生的观众分享。

在当代艺术的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常人”和“常态”被曝露在聚光灯下，审美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这不是一种表演，这就是宋婷婷最真实的生活，作为准妈妈的宋婷婷此刻在舞台上享受着人生完满的状态：对生命的希望。观众为这一份不加掩盖的最真实、最坦诚的“母性”而动容，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婷婷不只是舞者，更是一位准母亲。

也是这个中秋，在极具想象力和艺术张力的北京当代MOMA后山艺术空间迎来了一台现代舞演出，“歆舞界-艺术实验室”出品的环境舞蹈剧场《阿O一家》。

从《活着就好》到《阿O一家》，近年在体制外颇为活跃的“体制内”现代舞编导史晶歆已经触碰到了普通个体的“生”与“死”，包括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点滴，以及对死亡的态度。《阿O一家》的创作，使她超越了情感，从平凡的家人身上过渡到了类型化的社会底层个体上，也由长辈“逆来顺受”的语境转移至更丰富的人生解读。

剧中共有阿O、即将分娩的妻子、驼背的母亲（奶奶），黑衣人（命运）等四个角色，却又不止于这四个角色。在室内外不同的演出空间，根据面具的取戴与否，他们的角色在转换、变化，他们可能会变身为现实中的你、我、他。面具既是伪装，也是一种保护。孕妇隆起的腹部上其实戴着的也是一个面具。摘掉面具，或是身份转移，或是生死相隔。

我之所以将两部完全不同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因为其中都有“孕妇”，不同的是，一个是将“真实”带进“剧场”的孕育，另一个则关乎剧场的“假定性”。然而，不同于在一般“靠近式”的小剧场演出，由于观演距离的打破，人物关系、观演关系、时空关系都处于流动中，“假定性”在《阿O一家》的5个室内外空间里获得了某种更为真实的“幻觉”，亦假亦真。

    在孕妇宋婷婷的《眼泪》中，我们看到了“母性”的光辉，而在《阿O一家》中，“怀孕”所带来的希望和美好被完全遮蔽，消失在无奈的生存状态中。他们一家并不是为逃避处罚的“超生游击队”，而是“房奴”、“孩奴”们的 “精神大逃亡”，变换的5个物理空间也代表某种梦境的、想象的、现实的、心理的、灵魂的空间，它可以是反生活逻辑的，更非叙事逻辑的，所以，夸张、写实、戏谑、荒诞……都存在。

阿O最终想逃离到哪儿？能够逃离到哪儿？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

    环境舞蹈剧场在国内虽不多见，但在1999年11月，生活舞蹈工作室的编导文慧就曾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推出过非常规舞台的作品《生育报告》，观众必须在走动中观看演出，而一切都与不同身份女性的生育过程和身份转换的体验密切相关。空间、动作、台词与精神世界联系得十分紧密。

   在现场体验的后现代空间，编舞、跳舞、赏舞中都可以通过镜像体验，以他者视角来认清自己，欣赏的圆满取决于编导、舞者和观众本身的素质、悟性、修养和品性，无论其是什么身份。

    由于空间的局促和狭小，演员有可能会突然流窜到你面前，让你做出当下的判断和选择，彼此检验着人情冷暖，道德良知；也有可能完全与你无关，你甚至可以随意开小差，置若罔闻地看着你面前黑压压的人群，你的感受只有茫然和无奈。这时，你或许会发现，编导就在你身边，和观众一样看得见，或看不见。

    观众作为陷入某种迷局的旁观者，在其中并不可能完全捕捉到“阿O一家”的逃亡路线和他们中每一个人的每一种生活情态，不过由于整个作品的结构是非线性的、断奏的、跳跃的，如同拼贴的音乐声效一样，每一个观众的视角也呈现出与之匹配的某种节奏。

    在《阿O一家》中，空间是否利用得充分？观众是否愿意参与？多大程度上调动了观众参与？怎样的参与？这些是舞蹈环境剧场创作演出的难点，也是最见仁见智的。

有人认为该剧欠缺了某种“起承转合”的节奏，空间处理得有些平均，有人则认为这种断奏的状态本就是符合编导表达的状态。有人认为，面具的使用不如表情丰富，有人则认为面具的隐喻更具有想象空间。有人认为剧中人物表演中不时表露的风格化动作点缀有些矫情，有人则认为这体现了身体语言的多元化，也符合角色的身份感。有人认为几个空间关系的转换带给观众些许茫然和困惑，无论是受邀、被迫或是应激反应，观众未被切实带入剧场的氛围中，有人则认为未知感是剧中人的表演状态，也恰恰是我们的生活状态……

    这几位演员虽都只是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却十分投入地将自己整合进复杂的角色中，还能以局外人的清醒观察自己身份的转移，不时的抽离和跳脱，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编导史晶歆作为北京舞蹈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本可以舒适地驰骋在“体制内”河流里，然而她更享受超越“学院派”的“体制外”跨界实验。就像是史晶歆最初接触面具时的偶然，到如今的“有意”，作为环境戏剧创始人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嫡传弟子，她对后现代意味浓郁的舞蹈剧场的创作，已经从“自在”走向了“自觉”。

    不知什么原因，此次演出由原定的三场售票公演衍变为一场现代舞的公益展演，反而更增添了当代艺术的社会意义。我们日常熟悉的“公益”往往和“物质化”公益或一般的群文活动相关，2013年歆舞界在京沪两地所推行的“公益”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共享。相比去年的《活着就好》，年轻的编导史晶歆在营造舞蹈剧场的公共空间时，更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