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篇文章是2007年7月我参加央视—10《百家讲坛》栏目举办的《百家征文——王立群读史记》撰写的文章。愿与大家共分享。）   

    《王立群读史记》，越读到后面越精彩，越读到后面越进入高潮。其中，至今读来仍使我们惊心动魄的自然要属“巫蛊之祸”。而与“巫蛊之祸”密切相关的就是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关系。武帝对刘据的感情，由父子情深，到互生猜疑，最后兵戎相见、水火不容，直到刘据含恨自杀，武帝终生抱憾。

    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使武帝父子的关系由亲到疏、由疏到敌？用汉武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太子“不类己“，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里的话来说，就是“子不类父”。也就是太子刘据的性格不像父亲汉武帝。汉武帝是一个极端强势、专制、有帝王霸气的君主，而太子刘据生性仁慈敦厚，温柔谨慎，不懂权术，身上没有一点儿父亲的影子。另外，刘据的母亲、皇后卫子夫年老失宠，舅舅卫青早逝，也是武帝父子关系疏远的重要原因。但武帝父子性格差异等原因只是浅层次的，实质问题在于父子政见不同。武帝与刘据性格的差异，体现的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而两种不同政见，也与两人性格差异有着密切关系。

    汉武帝是历史上公认的雄才大略的一代君主，其性格的突出特点是：强势、霸气、铁血、专制甚至残暴。这种性格必然体现在他的内外政策上：他的欲望永不满足，极富开拓进取精神，他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他变更制度、开疆拓土、征伐四夷，甚至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五次大规模对匈奴用兵。正是汉武帝的这种性格和政策，造就一个大气磅礴的帝国，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敢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为我们民族两千年来永远的骄傲。但同样是汉武帝的这种性格和政策，给当时大汉的芸芸众生带来沉重的负担，无数身为人父、人夫、人子的男人走上了残酷的战场，尸骨永远留在汉匈战争的荒凉大漠和茫茫草原上。国家的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人民的赋税劳役大大加重，百姓默默承受着“汉武军威”下无尽的痛苦，“汉武盛世”下的子民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而太子刘据性格的突出特点是：仁慈、敦厚、柔弱、温和、谨慎，不懂帝王权术。按照这种性格，刘据如果当上皇帝，他必然施行仁政、改善民生、爱惜民力，减轻人民负担，反对穷兵黩武，减少对外战争。由于他不懂帝王权术，他才会屡次率真地直言劝诫父亲改变政策。刘据没有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其能力、本事、手腕也远不及父皇，建立不了汉武帝那样的丰功伟绩，也无法给这个帝国带来绵延两千年的荣光。但刘据的政策主张却更切合实际，更有利于普通民众，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有利于汉朝避免重蹈秦亡的老路。从封建统治者的自身利益来说，这种政策更容易得到民心，减轻朝廷控制、统治国家和人民的阻力。汉武帝和刘据的不同性格，导致了两人不同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严政”与“仁政”、“君本”思想与“民本”思想、“鹰派”对外政策与“鸽派”对外政策的对立，也造成了父子相残的千古悲剧。

    无独有偶，历史竟是惊人的相似。汉武帝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历史上，也有着类似性格的“君臣父子”。秦始皇与公子扶苏、明太祖朱元璋与太子朱标，性格、政见、结局都与汉武帝父子有相似之处，“子不类父”的性格导致父子政见不和。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前无古人的盖世之功，他同汉武帝相似，也是一位强势、霸气、残暴而又大气磅礴、雄才大略的君主，堪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暴君”。秦始皇在为中华民族作出伟大贡献的同时，对人民极其残暴、对思想文化极其专制。严刑峻法、苛政重役让百姓在他的统治下生不如死，焚书坑儒更是对中华文明宝库造成空前浩劫。而公子扶苏虽有乃父坚毅果敢的性格，但更有乃父不具备的仁慈、善良、温和、正直。对焚书坑儒，扶苏也是坚决反对的。这就决定了扶苏如果继承皇位，决不会走秦始皇的老路，一定会废止暴政，施行仁政，减轻刑罚，改善民生。如果历史按照这样发展，也许秦朝不会这么短命。这又是一对“子不类父”的典型，父子两人的政见又是“暴政”与“仁政”、“君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对立。

    跟秦皇汉武相比，明太祖朱元璋是很重视人民疾苦、能够减轻人民负担的君主。但朱元璋的政治思想决不是“民本”，而仍然是“君本”。这从他对待孟子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反对孟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这是毕生都在加强君主专制的朱元璋决不能容忍的。朱元璋是继秦皇汉武之后又一个加强君主专制的典型，甚至比秦皇汉武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他手中达到顶峰。朱元璋确实“重民”，但他更“重君”。朱元璋疯狂的“灭孟运动”，是太子朱标所不能同意的。

    朱元璋的性格，除了具有秦皇汉武的强势、霸气、专制、残暴之外，还有一种流氓和土匪的气息。与秦皇汉武不同，朱元璋的强势和残暴，主要是针对功臣和贪官，而不针对人民，这是他比秦皇汉武进步的地方。但朱元璋的这种性格仍造成了严重后果。他反对孟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孟子提倡“君臣如手足”。这对于嗜君权如生命的朱元璋来说，绝不能容忍。朱元璋理想中的君臣关系是：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臣子只是君主手中的工具和奴隶，任君主随意使用和宰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国功臣被屠杀得所剩无几，整顿吏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性命朝不保夕。

    而太子朱标又是一位仁慈、柔弱、善良、温和的“好孩子”。他不同意其父屠戮功臣的行为和刚猛治国的方针。朱标和刘据一样，不懂得帝王权术。朱标赞同孟子“君臣如手足”的思想，主张以宽厚仁慈对待开国功臣，向往唐太宗时代和谐的君臣关系。朱标虽然早逝，但他的儿子——后来的建文帝深得朱标要领。以致于燕王朱棣篡位后仍有很多大臣感念建文帝的恩德，宁愿随建文帝于九泉也不愿为朱棣效命。

    秦始皇与扶苏、汉武帝与刘据、朱元璋与朱标，这三对“子不类父”的“君臣父子”，从性格到政见存在着巨大差异。三位强势父皇与三个仁慈太子之间，性格的差异决定了政见的不同。相比较而言，三位太子的政治主张更切合实际，更注重改善民生，更符合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但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毕竟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们在晚年都对自己的苛刻和残暴有着或多或少的反思。这从他们对后事的安排上可以看出来。秦始皇在诏书中立扶苏为太子，而没有立和自己同样残暴的胡亥。这说明秦始皇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走自己的老路，而是希望一个相对仁慈、宽容的后继之君能改变秦朝过于严苛的统治方式。汉武帝在“巫蛊之祸”后，深刻反省自己的大半生，下“罪己诏”进行“轮台悔过”；修“思子宫”，追思已故太子刘据并为他平反；停止大规模对外战争，减轻百姓负担，采取各种措施恢复生产，武帝晚年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朱元璋虽然多次抱怨朱标“不类己”，但一直没有动摇朱标的太子之位。即使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也没有立性格最像自己的燕王朱棣，而是立朱标之子——后来的建文帝为皇太孙。而建文帝的性格和政见与其父朱标几乎一模一样。朱元璋作这样的安排，也是希望自己的继承人不要像自己一样凶残、冷酷，而是能改变自己生前一些过激的做法。这三位“强势父皇”中，汉武帝的反思最为彻底。下罪己诏悔过，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一个专制君主能做到这些，非常可贵。而全面转变自己奉行了几十年的内外政策，也需要付出极大的政治勇气。汉武帝不愧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三位仁慈太子的性格和政见不同于其父，他们也都有着极其相似的悲惨结局——在登基之前就英年早逝，最终没有成为一国之君，无法实行他们的政治主张。秦始皇逝世后，扶苏被赵高、李斯合谋害死，继承皇位的秦二世胡亥没有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却比秦始皇更加残暴。外强中干的秦王朝很快在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湮灭了。汉武帝和刘据矛盾越闹越大，最后兵戎相见，刘据含恨自杀。至于朱标，命运比扶苏和刘据要好些，但也是早逝于父皇。其子建文帝在位仅四年，就被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推翻，不知所终。

    我写此文决不是否定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作为叱咤风云的伟大君王，站在时代的前沿，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这点不可否认。我是想说明，作为政治家和领导人，应该把执政的重点放在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提高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质量上。这比建立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更有实际意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三对“子不类父”的对比，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坚持以人为本、贯彻科学发展观有一定借鉴意义。有些领导干部一心追求看得见的“政绩”，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想在青史上留下一笔，不如多关心一下老百姓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更加关注社会公平，使民生得到切实改善。

    “子不类父”看似性格差异，实为政见之争，导致了汉武帝父子的千古悲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由于父母和子女生长环境的不同，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子不类父”的现象在寻常百姓中也经常出现。好在我们普通百姓虽然有性格差异，但不会过多地干预政治，所以普通百姓家中的“子不类父”，后果顶多是吵吵嘴、生生闷气，不会像帝王之家一样兵戎相见、父子相残。谁叫“无情最是帝王家”呢？看来，还是做普通人最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