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谛听冬雷的沉响 》跋

五年前，王敦洲撒手人寰之际，将这本书“递”到了我们手中，尽管这本“书”，当时还只是散布在各类报刊和数本大小不一的笔记本上，但我们知道，这是敦洲生命的另一种状态。于是，带着失去至友的哀痛，孙昕晨、崔建军、陈进、丁和根、姜桦和我等人积极行动，希望能在敦洲逝世一周年、最迟两周年之际将书出版面世，以告慰敦洲在天之灵。

孰知世事蹭蹬，一边是联系出版的艰难，一边是朋友们的纷纷离散。先是和根兄读博士留校南大，再是昕晨兄调无锡日报社、建军兄调省社科联。其间，昕晨曾将书稿寄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余开伟先生，余先生尽力呼吁数月后，无奈寄回；我也曾将书稿寄珠海王林书先生，王先生读了书稿，肃然起敬，决意设法周旋，但也迟迟未报结果。他们的真诚与这世界的冷漠，判若冰炭。我曾天真地想过，既然出版如此之难，不如独立特行，仿古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等待真正的识者，等待公正的待遇。然而，现实世界紧张而快捷，“文化”已成快餐，文章倾向“一次性消费”，图书、报刊疯狂爆炸，鱼龙混杂。我怵然地感到，即使最有思想深度和文化含量的东西，也不得不借助于包装：或由名人大家首先肯定，或由金钱权势鸣锣开道，否则已无法挽住人们匆匆的目光。时间意识与自我表现已上升为正当和必要的生存主题。我的脑海中，也曾闪过求助权威名人的念头，但又怕玷污了敦洲的清高，除非是获得对方的真情投注。总之，我们的行动缓慢而无力，迤逦五年，这本书方得与读者见面。

关于这本书，我不拟轻诩一词，正如敦洲生前在《读顾准》一文中所说：“对一部生命之作轻诩溢美之辞，是一种亵读。”只是，在这段编书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远距离审视敦洲的一生，感慨无极。

作为文化价值意义上的敦洲，他的一生缠萦着两大不幸。第一不幸，是他生错了地方。我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但我可以肯定，“全球化”的呼声再高，也不能抹杀地域赋予人的优越感或限制性；敦洲如果不是生活在这偏僻的交通不便的海滨小城，情形绝对两样，至少，他不会感受那么多的游兵散勇式的孤苦与无助，他的书也不会出得如此艰难。我认为，敦洲的人文思考，已经深入时代的前端，倘若生活在文化大都市，可以与思想同道一起，肩起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大任。第二不幸是英年早逝（43岁病故），他的大量的思考心得，还没有来得及细梳爬理，没有形成专门的学问体系。我想，凭他睿智敏捷的天资、丰厚的学识功底，如果天假以年，赐一个环境让他专心从事学术，无疑会成为一流的学者，成一家之言。

由于这双重的不幸，敦洲一生，“实”至而“名”未归！因此，我热切地期盼识者的慧眼，投诸此书！

这本书稿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报刊发表过的随笔和散文的选录；第二部分是从敦洲生前写在三本笔记本上的手稿整理而成的随感，小标题系编者所加；第三部分是发表过的学术论文的选录。按这套丛书的要求，这本书的文字不能超过20万字，经玉娥极力与相关人士协商，允许我们突破至25万字。这25万字，约是敦洲留下的全部文稿的1/5。敦洲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文字，如数十本日记中的随想，零散在各类书籍扉页楣头字里行间的密密麻麻的即兴评点和感触等等，━━我怕这些难有面世的机会了！每念及此，不禁深深惋惜，为敦洲，也为今日之文坛学界。

三部分之后，附了几篇怀念之作，有的是敦洲生前好友，有的是敦洲从未谋面的报人。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昔日交往中许多生动细节，长久地叠现于脑海，而且，时间愈久，愈加明晰。敦洲生前病久，常常感激于友人对他的关照，而实则，他惠于友人者多矣！病，只能蚕食他的物质生命，他的精神世界却是最健康和健全的。而且，较之多少自以为健康者（这世界上真正健康者已是寥寥，大多异化了），他更坚强也更善良，更大气也更质朴。敦洲活着的时候，带给我们这些朋友的，不止是炽热的文字，还有动人心肺的交谈。敦洲极善辞令，加之学识才情的贯注，什么话经他一说，顿时生色，气脉沛然。（弥足珍贵的是，这些话语的背后，往往蕴藏着他对友人真挚而机敏的“设身处地”。他总是为人着想！）那曾是我们生活中多么优美的一部分！令我丰富、令我抗拒精神的侏儒化。敦洲去后，我时常惶恐莫名地在心底默念《世说新语》里东汉周子居的一句话：“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生矣。”敦洲就曾是我们生活中的黄叔度，这位黄叔度的声音，如今永远地消失了。

然而，我们犹须自勉，因为，敦洲的话语，依然回荡在这本书中。

                                                              2001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