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凯歌！

王旭明

《霸王别姬》之后对陈凯歌导演总有一种盼望，正如《秋菊打官司》之后对张艺谋导演的盼望一样。盼望着，盼望着，他们能拿出贴近咱老百姓又让咱看了后有启发、有震动、思想干净了的作品。

《和你在一起》纯属瞎编，是典型的意淫之作；《无极》更瞎编，还不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来得精彩；看了《梅兰芳》则让人一百个问号都有了，这是那个唱京剧唱出名的梅兰芳吗？这次被朋友硬拉着看了电影《赵氏孤儿》，不仅颠覆了对这一历史故事的美好情感，而且也破灭了陈凯歌残存的那一点点期望，只能赠送这四个字了：别了，凯歌！

赵氏孤儿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历史故事。再次走进影院，一定要问的问题是你这次对赵氏孤儿的演绎，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想要给我们什么？进影院带着这些问题，出了影院仍然是一头雾水。陈凯歌自己说，他拍这部片子，就是要告诉人们四个字，做个好人，让程婴替他坚持这一理念。可是我怎么也没有看出程婴想做好人好事的感觉。尽管有很多人、我也很欣赏葛优的表演，但这次我不得不说，在塑造程婴的这个角色上，葛优很卖力，但真的很不成功。应该说，葛优不适于这个角色，而谁又适于呢？在这样一个江郎才尽的导演下，恐怕换谁都没救。

陈凯歌导演自己说，我每天都在变，什么都没有坚持，除了一件事，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正因为我坚持不了才让程婴去坚持。说得挺实在的，但也挺矛盾的，一个每天都变、什么都坚持不下来的人怎么可能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呢？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一个什么都没坚持下来的导演，一个真正只拍了一部《霸王别姬》却没有坚持住自己的导演，还能指望他什么呢？感谢解玺璋先生，他为我们梳理了赵氏孤儿故事的历史变迁。这个故事最早见于《春秋·〈左氏传〉》韩厥对晋侯说的一句话，突出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好人没有好报，谁还做好人呢？”后来司马迁改写了这个故事，安排了一个仇家即屠岸贾，故事也因此转到搜孤救孤上面。司马迁强调的是诚信，说到就要做到。后来在此基础上改写的元杂剧加进了程婴亲生儿子，加进了屠岸贾命令程婴拷打公孙杵臼，突出了程婴见义勇为的品质和公孙杵臼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几年前，两个话剧版本的《赵氏孤儿》特别是田沁鑫版更是给人怦然心动和撞击心扉的感觉。而这次的陈凯歌的《赵氏孤儿》按常理来说，应该高出已有的版本，不幸的是恰恰相反。

从上面的简述看，无论是“好人没有好报，谁还做好人呢？”；还是诚信为上，一诺千金；无论是见义勇为，还是君子之交等理念都不过时，甚至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而自诩为一向以思想深度和厚重的人文精神著称的陈导演，自《霸王别姬》之后到底给了我们怎样的思想深度和人文精神呢？丝毫看不出。原来，他在变，每天都在变化，什么都没有坚持。让我们老百姓也要跟着他变吗？也什么都不坚持吗？

如同张艺谋们一样，可以说陈凯歌在《霸王别姬》之后的迷失恰恰像我们社会很多精英的迷失。他们有名了，有钱了，也有托了，更有拥趸了，于是他们就可以玩儿了，玩儿钱，玩儿人，玩儿社会，玩儿电影，更具体的说是玩儿我们观众。既无社会责任感，又远远脱离现实，高居于众生之上，以娴熟的媒体炒作之道和低俗的商业运作之功，为自己鸣锣开道。解玺璋先生说得深刻：“《赵氏孤儿》的改变也让我们隐隐意识到，当下社会集体心理中的另一种缺失，一种以人性为理由在人的精神追求和伦理道德追求上的犬儒化、卑琐化以及反英雄、反崇高的社会潜隐心理。”解先生是学者，说得客气，我没那么高学问，通俗的说就是造俗、媚俗，靠拍电影骗点钱花，与引领精神风尚、与真善美的弘扬、甚至与艺术创作无关。

我想起全国优秀教师魏书生到处说的一个观点，许多人问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他只说了几条，其中有一条就是守住传统。守住传统，说得多好啊！守不住传统也就罢了，花样翻新也就罢了，还动辄指责古人，还貌似自己有多么深刻，多么与众不同，真滑天下之大稽。套用赵本山的话说就是：“悲哀啊，悲哀！这年头耗子给猫当伴娘！”

其实，现在与陈凯歌为伍的人不少，不仅仅张艺谋，许多艺术圈的人都乐于此道。拉钱、圈钱、为了一个字玩！你们玩去吧，也会有人陪你们玩儿，但真正有思想、有追求、有品味和责任心的人，是不会陪你们玩儿的。

别了，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