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比灾区的人们更能体会“新年”这个词的份量，没有谁比灾区的农民工更能体会“回家”这句话的温暖。在临时过渡房前、在新家旁、在废墟中的菜地前，在新生的炉火边，父母、亲人和孩子重又团聚在一起，破涕为笑，成为这个冬天－－遵道最动人的表情。

遵道镇人口约2万余人，大都从事耕种或在镇上的工厂上班，外出打工的人数不算太多，约百余人。他们选择外出打工的地点，大都集中在上海和北京，以从事体力劳动工作为主。

董大哥，45岁。地震造成家中房屋部分损毁。现在上海从事高空外墙清洁工作。地震后董哥曾第一时间从上海返回家中探望，老板很体贴地提前发了当月工资、并且在补办了社保后拿到了上海政府发的800元补贴。所幸看到父母亲人都健在，只是房屋受损、姐妹两家的房屋完全倒塌。

回到家中，董哥在帮助家人安排好居住问题后，还去了镇政府帮忙发放来自四面八方的捐赠物资。董大哥说：“那个时候，虽然房子都没有了，但十几户围在一起吃饭，各自家里有什么就都拿出来煮什么，也挺温暖的。”

董大哥在上海的工资每月能拿到1800元左右，今年一年下来，扣除日常的必须开支以外，返乡前还带回了1万元辛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董大哥说这次回家乡后，可能一到两年内都不会再外出打工了。因为“家乡现在正在重建，到处都需要人手。如果我们都外出打工了，乡里乡亲建房子就找不到人了！等家乡重建好了以后，一两年吧，再计划出去打工。”我问他，在村里帮大家建房子，收入能拿到多少钱？董大哥呵呵地笑着说：“待遇不一定要高的，你晓得不，在家乡总是亲一点……”。我说“万一两年后再回到上海，老板已经不需要人了呢？”“我们有手艺在，就不怕找不到工作。我们在外面打工回来，缺什么就自己添置，不依靠政府。大家捐的东西，给更需要的人，村里面还有很多老人、残疾人、还有孤儿……”

乐观开朗的 董大哥                 刘大姐和她的临时住房

刘大姐，在5月12日大地震中，母亲遇难，父亲受伤，家里房屋严重倒塌。与刘姐一起在上海务工的，还有她的一对儿女（分别在机械厂和电子厂）。刘姐的丈夫则留守在遵道。当灾害发生时，刘姐和她的一对儿女都没能及时赶回来，而刘妈妈的后事和刘爸爸的康复照顾，就全指望其丈夫了。

刘大姐的丈夫在遵道一家酒厂上班，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从凌晨3点一直持续到下午15点，中午有20多分钟的休息时间。如此下来，一个月能挣到1000块钱左右。而刘大姐及其子女在上海工作的收入也不高，每人每月能拿到1200元左右，在扣除基本的生活开销外，也就没有太多闲钱了。

刘姐一家现在居住的是临时用木头搭建的棚棚，面对急需改善的房屋居住问题，刘姐说：“我们家5口人，最少也需要150平米。按镇政府给每户的补贴、即使再加上贷款也不够盖一座房子。”我向刘大姐简单介绍了前几天在九龙镇看过的那种“绿色天然”房屋，但未被他们认可，只是说“那种不行”。

面对将来，董大哥的想法是：部分损毁的通过组织村里面的青壮年集中维修；完全倒塌的由国家补助一点、社会捐赠一点、各户再尽能力筹集一点的方式募集资金，再由政府同一规划一个新农村。这样既能避免浪费土地、也节省资金和劳动力。而刘大姐一家的想法则是：希望政府和国家能统一解决，然后分配给受灾的人居住。

类似的这两种心态，代表了遵道大部分农民工的真实想法。

面对现状，贫穷是他们暂时摆脱不掉的现实情况，而居住问题，无疑也是目前严峻且迫切的。该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不仅灾民需要为自己考虑、政府需要评估规划、更重要的是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协同作战和无缝配合。例如：灾后重建首先就需要对“快”和“慢”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快”是不言而喻的渴望！但是，一项如此复杂浩大的工程，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哪个环节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无论是选址、建筑、还是资金募集，都需要大家的群策群力、共同参与、发挥所长。

其次，遵道镇在本次地震中，98％的建筑物倒塌，而余下的均为危房。这即意味着，当灾区永久性农房建设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与此同时短期积聚的爆发式需求，也会出现建筑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在这个时候，像董大哥一样，返乡后一段时间内不考虑外出打工，短期转业改为参与当地的灾后重建，实为一举两得的选择。

再三，外出务工者均为当地的青壮年。而他们在外打工的各项保障制度，其实并不完善。虽然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已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必须给农民工购买保险，但从受访的对象来看，其实这一项规定仍然没有被执行到位。杨大哥从事的是隧道挖掘的工作，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杨大哥坦言：“用人单位并没有购买任何的意外伤害险，也没有社保。当哪天干不动时，就只能回家重新种地了。”而家人对于罗菊外出打工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能自己买社保，这样等老了以后就有固定收入了。”

                     杨大哥及其家中正在重建的新房

刚从北京返乡的罗菊

无论如何，回家过年、一家团聚都是非常美好的事情。董大哥除了从大城市带回来新款的音响外，还带回来修房子的钱；罗菊给父亲买了助听器，罗爸爸很高兴地跟我说：“小菊每年回来时都给她妈带些我们这里没有的水果，去年是人参果，今年是火龙果，都是第一次吃，很甜……”。而杨大哥一直在外的辛苦工作，也是为了供家里唯一的儿子能在成都继续深造……

离开这几家，一路上我在想：知识固然能改变命运，勤劳的双手也可以，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关注灾区，除了物资的给予，还需要关注对灾区人民精神的抚慰和意识的改变。

                                                     万科志愿者九队于遵道

                                                        2009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