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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电影结尾，目的明确，但作用是什么呢，又改变了什么呢？我们知道该片在国外参赛时，导演所用的影片结尾是：黄德贵觉得白父在这里，最终还是要想尽办法带走白雪梅，因此想将白雪梅藏起，在争吵中，白雪梅拿刀砍向了黄德贵。而当时，《盲山》导演李杨想要在国内公映时却遭到了拒绝，最后他以改变结局的方式，在妥协中公映了该片，即和谐版的《盲山》。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血腥版的为了获奖，和谐版为了利益。也许，导演拍摄该片的初衷是好的，他希望用电影来向人们传达一种社会问题，但他并没有将他的正义坚持到最后，他妥协了。最后如其他类似的影片一样赞颂着公安干警的神勇。有那么一刻，我似乎被麻痹了，从电影开始，我便以一个看热闹的观众身份站在雪梅身边，无声无息之中看着在她身上所发生的一切，而后在最后收场时，她被救走了，又回到了以前的生后中，我这个观众点点头，啊，结束了，她被救走了，没什么可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一部分的观众和我一样“冷漠”，或过于“知足常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是在妇女拐卖这种问题上是这样，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却不受重视的违法行为，当我们成为受害者之一，在问题能够得到稍微的解决时，我们便很感激很知足了。现实告诉我们，金钱、地位、权势总是力量最大的，我们在不拥有这些时当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可以得到稍微的申诉机会，得到一些补偿，便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因为还有那么多的受害者根本就没被重视过呢。

    我无法准确的判断，李杨所更改的影片结尾是因为太过血腥不利于国内的观众接受，还是因为那部分涉及了些许政治问题。如果是前一个，那我想还是血淋淋的现实更容易让睡梦中的人惊醒，但若说是后一种，那导演都已经让影片主动回避了问题，那播出的作用还谈得上反映社会问题以寻求解决吗？哪怕电影反映了问题，也永远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吧。

    纪实电影主要在表达一种社会问题或跟踪记录一些事件，但既然选择以电影的文化形式呈现在荧幕上，就同时又被要求以美的表达。哪怕是能在朦胧美中发人深省，就像一篇中学生的作文要求要有深度，要升华主题。《盲山》可以说只提供了一个事件，一个似真似假的事件，片中没有提供任何的具有证明性的事物，他在无声中开头又在黑暗中结束，平淡的平铺直叙，最后让观众来组织、思考、总结、评说，好像那荧幕在眨着它黑色呆滞的眼告诉人们，“你们说吧，猜吧，想干什么就干吧。”那我想还不如去拿起一版写满刑事案件的报纸去读。我不得不说我对电影的喜爱只是从上了大学后才开始的，而欣赏评析更是谈不上，但有一部美国纪实片《海豚湾》，那是我看过的第二部纪实片，也是给我最大震撼的纪实片，而第一部是《帝企鹅日记》，也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也许让我们不太细心的去比较一下，或许就会感觉出一种在单纯的影片艺术境界上巨大的差别了。而那种艺术性是我们外行人不能随意就去谈论评说的，否则会被说成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我们不能不说，影片是存在着些许漏洞的，比如在雪梅割腕后，在县医院中为什么没有寻求帮助，在努力逃到县城后为什么没有直接到公安机关寻求帮，在被黄德贵他们扔上拖拉机后，为什么街上没有一个人疑惑或来帮助她？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疑点都让观众们疑惑着。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去承认在外国人的眼中，有缺点与缺陷的中国人更容易让他们接受，但或许这就是事实。《盲山》的获奖让人心情愉悦吗？是影片内容令人开怀大笑，还是导演的技术太高超，得到国际认证？好像都没有吧。

    其实当我平复下自己的情绪，我考虑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上会有多少人愿意去惩罚那些无知的农民呢？在以整个社会为背景的前提下，他们难道不是受害者吗？说的戏剧化一些，这些农民就像被母亲遗弃到一角的孩子，由于母亲的漠视，他们为所欲为，一旦惹出了大祸，母亲为了防止他们会让她心烦，又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的袒护他们。那我们这些无关紧要的局外人又该埋怨谁呢？而那个母亲的扮演者又是谁呢？不用往太大了说，也别老让责任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让我来试问，我们这些作为观众的无关紧要的局外人是不是母亲中的一份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