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来转去，谁是谁非？

2008年3月19日，北京市最大一起土地流转案件在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海淀区苏家坨镇周家巷村108名村民认为，村委会的做法违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平等、自愿的原则，侵犯了村民的经济利益，以他们名义签订的流转合同是伪造的。

本案有三个争论焦点：一是签名到底是否为村民本人的？据村民们说，108份《土地流转合同》上的签名，只有20多个是村民本人签的，其他绝大部分都是由别人代签的。而村委会承认确实有代签合同的行为，称108名原告中有86户是由其家庭成员签订的，另外19户是由其直系亲属代签，只有3户不知道是谁签的。“当初承包土地是以户为单位的，因此在土地流转时，只要是家庭成员，都可以签字。”

二是合同签订时间为何被推前？村民们表示，很多被代签的合同都是在2008年11月签订的，但是最后的落款时间却被推回到了2005年1月。村委会承认将日期推前，但他们说这不叫“倒签”而是“补签”，而且只有3份合同是“补签”的。村委会称“补签”完全是为了村民的利益，因为2008年10月17日，海淀区农委曾出台文件，对已同意将土地流转给集体经营的村民，增发每亩200元的补偿金。村委会表示，按照该政策，只有当时已签订流转合同的村民才能领取补贴，“我们是为了让当时没有签订流转合同的村民也领到补贴”，因此将合同签订的时间推前。

三是是否隐瞒了合同真实内容？村民中，一些签了合同的本人及代签者称，当时他们都是被通知去领取“外出择业钱”，村委会叫他们签字就签了，也没告知他们签的是什么。“就算给我们，我们也看不懂，没人跟我们解释”。在法官问及的十几位村民中，仅有一人称知道签的是土地流转合同，但“不知道是10年期的”。村委会不认可村民们的说法，表示当时村民们都是自愿签订的，他们并没有蒙骗或者威胁过任何人。而且“这108户都领取了流转补偿金以及老人孩子的补助费用，村民已经享受了土地流转的收益，流转合同在事实上已经成立了”。

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诉讼并不是解决土地纠纷的首选办法。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双方对抗激烈，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且案情十分复杂，有农民追求利益而毁约的，但也不乏村委会等恶意伤害农民利益，因此案件处理结果呈多样化，而不一致的判决结果会引发更多的质疑和纠纷。他认为，相关部门和机构可以采取确权确地、确权确利、确权入股等多种手段处理土地问题，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选择。同时，签约等流程要透明化、法制化，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确权”基础上的保护

目前农村土地纠纷有多种情况，徐祥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民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离开的时候可能把土地流转出去。这种流转很少是规范的，多数都是亲属之间的口头承诺，农民返乡的时候就可能产生纠纷。但从基层领导干部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还没有表现出严重的态势。”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村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疑惑。某户人家生养了孩子，是否应该增加这户的土地分配？与之相反，有的人家搬走了，或老人去世了，是否该相应减少这家的土地分配？中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很明确，但农民作为集体的一员，有理由获得耕种土地的权利。这一困惑在很多农村基层干部那里依然存在，孔祥智告诉记者，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内，各地一般是3到5年调整一次，第二轮承包期内，由于中央三令五申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调整的频率有所降低。

徐祥临认为，这涉及到农村内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问题，国家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成员权不明确，遇到农民调整土地的诉求，就很难处理。因此，保护农民作为土地承包人的利益，是要在“确权”基础上的保护。虽然发生纠纷有时候也在于农民把自己的权利扩大化，但只要确权明确，处理土地承包纠纷并不会很困难。

他还告诉记者，中央的原则是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土地分割稀释也不利于规模化经营，由此带来的不公平应依据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让农民分享更多的发展成果，在不断完善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