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在学校洗了一遍，拿回家洗了两遍，回学校又洗了一遍，白大褂上还是一股混合着福尔马林和尸油的恶臭，只好暂时用塑料袋封存起来，想办法又弄了一件。上了一个学期的局部解剖，我觉得有必要写点东西纪念一下这个让我们吃尽了苦头的老人。

好吧我指的是我们分到的那具尸体。

老人家大约有六十到七十岁的年纪，面色安详，皮下脂肪丰富，跟解剖室里其他两具恶液质的尸体形成鲜明地对比，解剖过程中没有发现明显的致命性病变，但是有一定的心肌肥大和心肌脂肪变，因此老人很可能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由此可知老人死前没有受多少罪，而且晚年生活应该不错，所以不会是医院或者路旁无人认领的野尸，大抵是死者生前自愿捐献的。这年头愿意捐出遗体的人，算得上是有见识有公德的人，而且有一定的魄力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老者生前没准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

写到这里快成了验尸报告了，这倒是像极了上学期第一次局解课我们在老人的大腿内侧脂肪内挖矿一般地找大隐静脉时的感觉。随着解剖课的进行，老人也变得越来越“苗条”，而那两个用来盛清理下来的脂肪的大黑塑料袋则越来越重，直到最后提都提不动。当然，尽管如此，在进行到面部之前，基本上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形。之后的操作对于非医学生来说则有些重口味，而且是越来越重口味——掀开脸皮，找面神经和面动脉；锯开颅骨，取出大脑；打开胸腔，取下心肺；拿下腹前壁，扒拉一通五脏六腑。直到最后，把尸体拦腰锯断，然后从正中线分成两半——当然，分成两半之前要先把龟头切下来，后来为了怕丢了，塞在老人的升主动脉里。

这些做完以后，一具尸体就已经变成一堆了。当然，即使他还是一具尸体的时候，在我们眼里也只不过是埋在厚厚的脂肪里的神经血管的集合而已。但在课程结束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向这位用自己的身躯为医学事业做出贡献的老者表示我们的敬意，尽管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

遗憾的是，医学院并没有什么向遗体捐献者致敬的行为。有的医学院在第一节解剖课会向遗体鞠躬或者默哀，或者在最后一节课举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有的地方甚至会有纪念碑或者纪念墙存在。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是捂着鼻子把遗体从福尔马林池子里捞出来，由两到四个身强力壮的男生抬到解剖室，然后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把一具尸体变成一摊尸体，然后考试，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个被很多人矫情地称为“山医”的地方是一个人文精神十分缺乏的地方。这里的专业水准或许比刻薄的学子们口中的要强一些，但是这里的人文素养，不要说比山大其他校区，就算是比一公里外的山师，也要差出去好几条街。在这样的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医学生，即使业务精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高级技术工人而已。当然，这并不是“山医”的错，现在中国但凡单门独院的医学院，大抵都不会比我趵强到哪里去。但是对这样一座有百年历史、诞生过《济南的冬天》和《第二次的握手》的校园来说，对于曾经被称为“华北第一学府”的齐鲁大学来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山医”的学生似乎根本就没觉得这是个问题。这里的空气中永远漂浮着固步自封和孤芳自赏的气息，许多散发着恶臭的痼疾被当成光荣的传统发扬光大；这里“爱好文学”会被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待，文艺青年和二逼青年基本上属于同义词；长学制学生在山大本部一到两年的人文公共课程学习被普遍认为是“浪费时间”，于是在五年制和七年制的学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层看不见的隔膜；甚至这个校区的公开课都只有《老年医学》《临床肝脏病学》这样的散发着消毒水气味的课程。在这样的氛围中，唯一一门显得比较独特的课程就是《医学伦理学》，但遗憾的是限于师资素质和医学院的学习特点，这门课程也远远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今年院庆的时候，官方的宣传材料里照例充斥着阿Q似的“我们家先前阔过”的段子，却没有人意识到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医科大学”和“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之间，在“考文楼”和“五号楼”之间，在“尔将识真理，真理必释尔”和“广智求真博施济众”之间，到底有多么巨大的差距——看齐鲁大学宣传片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狠话：把这样一所学校弄没了的人该杀。这种差距，只要看一下当年的齐鲁大学校歌就知道了：

齐鲁雄藩，燕吴绾毂；泱泱大国风；鸠资任力，分科建学，规模缔造弘；
合群以伦，息争以义，汲外以存中；灌输新知，发扬科学，实是忌谈空；
无恃春华，恣为玩愒，储用养端蒙；酌导民言，宣劳国事，华风启大同；
执教先事，求学先志，合作在分工；愿我同校，师生协力，为国造英雄。

这种差距的造成，从根本上是由于194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犯下的许多次严重错误，在我们和历史之间划下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而现在，我们将用怎样的方式为这些错误还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