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浚县善堂镇酸枣庙村南，有一座古寺庙遗址，当地没有几个人能叫上来寺名，文化人称之为佛时寺。所谓遗址，其实只有新修的三间普通砖木结构瓦房，四周有好事者收集而来的十来块儿原寺上的石碑和石雕构件。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几乎可以忽略的遗址，却一直没有逃出文化人的视野，一再考察，津津乐道。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曾经发现一块石碑，习惯称作“佛时寺四面造像碑”，碑雕刻于北齐武平三年，又称“佛时寺北齐四面造像碑”。

    该碑现存河南省博物院。碑为青石质，方蹲坐，碑座有题铭文（见浚县文物旅游局编《天书地字》一书）。碑身方柱形，四周分三层满刻高浮雕佛教故事画面，雕工精美，形象生动。碑顶为庑殿顶，屋脊瓦垄清晰可见。碑通高2.32米。1963年河南省政府公布为重点为无保护单位。1964年拟运往日本展览，因故留存北京，1973年运至河南省博物馆收藏。见图http://s1/middle/5321f569ta87cc7160ee0&690

    虽然史书不见寺庙规模形制的记载，从这块儿精美绝伦的碑刻，可以管窥其辉煌的历史。

    但，佛时寺也有很多荒谬。最荒谬的，你可能猜都猜不到——寺院名子是错误的。他根本不叫佛时寺。

    在我十年前知道佛时寺这个名子时，就觉得怪怪的，既不知意思，又拗口难读。哪像福胜寺、延福寺、普济寺，好听好懂好记。到现在还有人把佛时寺说成石佛寺，真没有石佛寺好懂好记。但是没办法，人们都是这样叫的，专家学者著书立说也都这样称呼，再查县志，直到明清时，都称佛时寺。正当我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时，却发现这个叫了数百多年的佛时寺这个名子还真是错了。

    在民国年间《重修滑县志·金石录》中，收录一块儿《□ □ □年白马坡佛时寺四面造像碑》，碑文内容与北齐四面造像碑完全不同，可知不是同一块儿碑。虽然碑文年月剥落，但碑文记述的建造人题名有“平昌令汲仲敬”，在同书收录的《 □□□年东郡平昌令汲氏石浮图》建造人题名也有“功曹行平昌令汲仲敬”，可知是同一人。据《魏书·地形志》：“太和十八年改东郡，治滑台，领县七：东燕、平昌、白马、凉城、酸枣、长垣、长乐。”又据《清一统志》：“平昌县，魏孝昌四年分白马置；长乐县，武泰初分凉城置。皆属东郡。后齐皆废入卫南。卫南废县在滑县东六十里，本卫楚丘地。”石浮图有东郡平昌令题名，可证该四面造像碑与石浮图皆系北魏遗物。这一发现，把佛时寺的建造时间由北齐向前推到了北魏，或不晚于北魏。

    北魏、北齐两块儿造像碑是这个寺庙目前见到的最早文字记载，但两碑均没碑题，碑文也没记该寺名称。今两碑碑题系后人所加。《重修滑县志·金石录》在收录《□□□年白马坡佛时寺四面造像碑》碑文后加有按语：“年月寺名皆不可考。后人因题名内有“侍佛时”三字，与下“寺主”二字相近，遂误名为佛时寺。”我同意其观点。在此将造成误名的一句话录出：“阿弥陀大像主朱子雅妻萧侍佛时寺主汲景  弟道慎……”这句话断句的确有些困难，但同书收录《开皇二年隆教寺四面造像碑》，文中多处出现“xxx侍佛时”和“寺主xxx”,可见上句“侍佛时”与“寺主”不能连读，更不能舍头去尾，把“佛时寺”连读，作为寺名。

    古寺无名不足为奇，荒谬的是误加寺名，而且一误数百年而不知。而今明知有误，还不得不误，不然没有名称，如何称呼？另起新名，何凭何据？又谁知所指？只能将错就错，岂不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