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原本是一位文学教师，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衣阿华大学教授英文小说的写作并且发表过作品。1941年底，他主动要求到联邦统计局（后更名为战时新闻局）工作，这期间积极参与或接触了拉扎斯菲尔德等著名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并与他们建立了持久的学术联系和友谊。15个月后回到衣阿华任新闻学院院长，以战时新闻局的研究工作为基础，第一次以传播学教授的身份率先在大学开设传播学课程，授予传播学博士学位。尽管他本人没有特别有影响的传播理论贡献，但由于他在传播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因此被称为传播学的奠基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施拉姆在他的学生、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主任余也鲁先生的陪同下，先后两次到北京介绍大众传播学，对中国的传播学影响甚大。国内有学者云：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是“国内传播学界林林总总‘概论’类书籍的源头，在中国传播学界流传最久，知名度最高”[1]。

根据美国学者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法》提供的材料，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具有三个明显的取向：

第一，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间更倾向于传播学，甚至企图用传播学覆盖新闻学。

施拉姆在接任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之际就向校方表示：“我希望所看到的新闻学院将不会像其自身那般软弱，而是像这所大学一样强壮。不是一群教师和学生坐在这所大学的边缘地区，摆弄着他们的小玩意，在文章第一段中拼凑着关于谁、什么、哪里和何时的情景描述——不是那样，而是一个处于这所大学的中心地带的学院，它会以这样的假设开始，即它所要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他所主张的培养计划是大量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课程加上少量的新闻学课程。

第二，与第一个取向相联系，在人文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之间更倾向于科学研究方法，甚至企图用科学研究方法取代人文研究方法。

施拉姆的传播学观是以“经验的、定量的、关注传播效果”研究为特征的。他本人从本科到博士受的都是人文学科的教育，但在衣阿华大学师从心理学家西肖尔教授做了两年博士后，受过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在任新闻学院院长之前，他既没有新闻工作者的经历，也没有新闻学的教学经历，倒是由于战时新闻局的工作经历，他与当时一些研究传播学的社会科学家过从甚密，熟悉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传播学所产生的成果。除了个人方面的原因外，与美国学术界比较尊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有很大的关系，前述引言中关于软弱和强壮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美国的学术评价偏好。

第三，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更倾向于大众传播，其教科书对人际传播的基本理论涉及不多。

事实上，早在施拉姆将传播学引进大学教育之前，人际传播的教育和研究就已经存在于美国大学的文学、戏剧和言语（speech）等教学机构，只不过是没有传播学这个概念，所使用的方法当然是以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主，现在一般称之为“修辞学的视野”。 施拉姆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大众传播学，他的《传播学概论》有超过一半的篇幅是讲大众传播学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工作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严格地讲，施拉姆并没有创立传播学。他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他以美国二战期间的大众传播研究成果为基础，创立了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大众传播学。第二，他成功地将社会科学方法引入长期以来人文研究方法占统治地位的传播学研究和教育领域，丰富了传播学研究方法，改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了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地位。第三，尽管他本人的兴趣在大众传播学，但他开辟了一种学术视野，即建立一个超出具体传播形式和途径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学。这种努力得到了学者们的积极响应，斯蒂芬．李特约翰的《人类传播理论》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尽管离严格意义上的学说体系还有距离。

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学并不是对具体传播形式和传统研究方法的吞噬。在今天的美国，以人文研究方法为特征的新闻学和人际传播学仍然是具有广泛职业前景和学术尊严的独立学科。

[1]参见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2版，英文影印版）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