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往时间的上游走，文人的个人价值越大；而现在的文人越来越被边缘化。

    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文人就开始被社会“歧视”。有一天，田桃源送著名作家、诗人于沙去长沙，在益阳吃饭，和店主发生口角，有人拿家伙打于沙，于老赶紧亮出作家协会的本本，声明“我是作家！”以为能唬住对方，没想到对方气势更加嚣张：“打的就是作家！”

    今年伊春空难，伊春市政府派出大量警力清查记者。在伊春市殡仪馆附近，接连发生四起记者遭警察扣留事件。警方对记者称：“抓的就是记者！”。而作家被抓就不是被边缘化那么简单。8月30日，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理由是“涉嫌非法经营”。谢朝平的作品《大迁徙》记录了三门峡的历史遗留问题。出版后被渭南市文化稽查队全部没收，当地新闻部门和警方曾多次找出版方交涉。谢朝平采访三年，自费出书笔录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这本应看做是他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实际上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监督与批评政府的权利，怎么就变成了“非法经营”？

    文艺文艺，文一直都排位在前，但这个“文”的地位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倒是“艺”非常吃香，唱一首歌，画一幅画都能来钱，有点名气的还来大钱，而作家熬出几千字，稿费有多少？过去沈从文在北京可以靠稿费生活，如果现在20几岁的毛头作家，在北京靠稿费生活，不饿死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