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崇德之传统，形成一种具有伦理本位特徵的文明。古人认为，如果一个统治者大有厚德，那么就能够使他的国家和人民免受灾异惩罚，他的国家就会稳定、繁盛。何以故？因为上在监视著人的一切举动，他将根据人的行为施行赏罚。人君有德，他的统治就会长久，就会安定吉祥。如《尚书．商书．伊训》∶“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按孔《传》∶“先君，谓禹以下、以康以上贤王，言能以德禳灾。”孔颖达《疏》∶“《正义》曰∶‘山川鬼神’，谓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宁者’，谓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则神安之，神安之则降福人君，无妖孽也。”人君有德，不仅整个社会、而且天地万物都将受益，可见此德之重。汉人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以德禳灾”的思想，使其成为一种重要伦理神学，支撑了汉代的宗教，并被纳入道教体系。

　　汉代是一个充满神秘与信仰的大时代。汉人往往带著一种很强烈的阴阳感应观念和灾异谴变意识去看待和思考自然和社会问题，从个人遭遇到政治现实，都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之中。在这个信仰的时代，作为一位史官的司马迁，亲身观察、经历和感受的比同时代许多人都更深更多。从《史记》的字里行间，不难洞见的那个时代的精神。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认为∶“夫天远，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比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并得出“未有不先见形而应随之者也”的结论。至于如何应对灾异之术，则充分体现了汉人对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中主体自我修养之价值的高度推崇。按其说，则面对阴阳灾异之变，人所应为就是∶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布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黄帝行德，天夭为之起。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常大赦载，谓有太阳也。一曰∶白帝行德，毕、昴为之围。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围，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风雨破石。

　　在如何对待国家命运中出现的不祥之这个问题上，古人的价值思维取向是积极的，它所建议人们采取的行动，对社会具有高尚而恒久的价值。按《史记．封禅书》∶“至帝太戊，有桑谷生于廷，一暮大拱，惧。伊陟曰∶‘妖不胜德，桑谷死。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后十四世，帝武丁得传说为相，殷复兴焉，称高宗。有雉登鼎耳□，武丁惧。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后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后三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足见修德乃是通神之捷径，废德渎神则为厄运之始，家国不保。从中可见汉同样相信修德在却灾中的作用。

　　《汉志．数术略》把厌劾之类的文献放在杂占类中仅次于占梦类的位置，并在序文中指出∶“《春秋》之说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訞由人兴也。人失常则訞兴。人无畔焉，訞不自作。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桑谷共生，大戊之兴。□雉登鼎，武丁为宗，然惑者不稽诸躬，而忌訞之见，是以《诗》剌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伤其舍本而逐末，不能胜凶咎也。认为妖之兴，根源在于人自身，唯惑者不稽诸躬不能从其自身中去寻找本源，却大肆寻找外在的解释，南辕北辙。故而古代贤哲为之而伤其舍本而逐末，不行自我反省而怨天尤人，终不能胜凶咎。

　　《风俗通义》中也以事例阐述了修德却灾的思想∶“武帝时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以为言，武帝欲验其道，令巫诅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咏经论，不能伤害，而巫者忽死。”又∶“桂阳太守汝南李叔，坚少时，为从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当杀之，叔坚云∶‘犬马论君子，狗见人行，效之，何伤？’叔坚见县令，还，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人大惊，时复云∶‘误触冠，冠缨挂著之耳。’狗于灶前蓄火，家益怔忪，复云∶‘儿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烦邻里，此有何恶？’里中相骂，不言无狗怪，遂不肯杀。”其后数日，狗自暴死，丝毫无损于人，且吉运连绵∶“叔坚辟太尉掾、固陵长、原武令，终享大位；子条蜀郡都尉，威龙司徒掾。《易》曰∶其亡私自取灾。若叔坚者，心固于金石，妖至而不惧，自求多福，壮矣乎。”又举例说，古时晋文公出猎，见一条大蛇，“其长竟路”。但文公知道如何解除这种灾异∶“天子见妖则修德，诸侯修政，大夫修宫，士修身。”于是清斋于馆，废寝忘食，同时朝天谢罪，自省咎过，自觉“有三罪矣，敢逃死乎？”于是，“其夜，守蛇吏梦天杀蛇曰∶何故当圣君道为！及明视之，则己臭烂。”

　　东汉时期以德禳灾的信仰化伦理观念已渗透到社会思想深处，它要求每个必须真正在自我德性的修养上下功夫。这种思想不仅为原始道教所吸收，而且为整个历史上道教的修道伦理结构，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思想构成范式。如《太平经》说∶“夫为善者，乃事合天心，不逆人意，名为善。善者，乃绝洞无上，与道同称；天之所爰，地之所养，帝王所当急，仕人君所当与同心并力也。”

　　在以德禳灾思想和向原始道教思想转变过程中，李寻是重要人物之一，《汉书．李寻传》∶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事丞相翟方进，方进亦善为星历，除寻为吏，数为翟侯言事。帝舅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厚遇寻。是时多灾异，根辅政，数虚己问寻。寻见家有中衰厄会之象，其意以为且有洪水为灾，乃说根曰∶“书云天聪明，盖言紫官极枢，通位帝纪，太微四门，广开大道，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翼张舒布，烛临四海，少微处士，为比为辅，故次帝廷，女官在后。圣承天，贤贤易色，取法于此天上相上将，皆颛面正朝，忧责甚重，要在得人。

　　“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祸福。举错悖逆，咎败将至，徵兆为之先见。明君恐惧修正，侧身博问，转祸为福；不可救者，即蓄备以待之，故社稷亡忧。窃见往者赤黄四塞，地气大发，动中讹言大水，走上城，朝廷骇，女孽入官，此独未效。间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宫阙仍出。月、太白入东井，犯积水，缺天渊。日数湛于极阳之色。习气乘宫，起风积云。又错以山崩地动，河不用其道。盛冬雷电，潜龙为孽。继以陨星流慧，维、填上见，日蚀有背乡。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忧不改，洪水乃欲荡漾，流慧乃欲扫除；改之，则有年忘期。故属者颇有变改，小贬邪猾，日月光精，时雨气应，此皇天右汉亡已也，何况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隐，拔擢天士，任以大职。诚必行之，凶灾销灭，子孙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阴阳，犹铁炭之低卬见效可信者也。”

　　哀帝初即位，召寻待诎黄门，使侍中卫傅喜问寻曰∶“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极言毋有所读。”寻对曰∶“夫变异之来，各应象而至，臣谨条陈所闻。辰星主正四时，当效于四仲；四时失序，则辰星作异。今出于岁首之孟，天所以谴告陛下也。政急则出蚤，政缓则出晚，政绝不行则伏不见而为慧茀。四孟皆出，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读。今幸独出寅孟之月，盖皇天所以右陛下也，宜深自改。”

　　显然，比灾异论更为活跃的是禳灾说的不断发展。东汉以后儒家“以德禳灾”思想在原始道教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以三合相通论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的伦理思想，在原始道教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说文解字》∶三者，“天、地、人之道也”。早期道书《太平经》提供了用于解决灾异问题的一套诉诸宗教、融会天人的禳灾论。它提出“三合相通”思想，用以调整和规范包括人伦在内的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它认为，阴阳不调，天地不通，因而产生灾异；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沟通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调和阴阳。据《太平经》和“三气兴帝王法”，宜人问神人说∶“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岂可闻邪？”神人言∶只须大顺天地，不失铢分，便可立致太平，瑞应并兴。“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其中心。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欲太平也。”此三者互相依存，故常当腹心，不失诛分，使之共一忧，彼此相爱相通，并力同心，合成一家，无复有害者，乃可导致自然万物的和谐，人间的太平，并致延年无疑。因此，“三合相通”思想的伦理涵义，就是要求人们顺应天地，与天地共同生养万物，使自然和社会均自相安和谐，以致太平。故《太平经》“三合相通诀第六十五”说∶“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恍况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与三光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刚柔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成共万物。四时气阴阳与天地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兴生天地之物利。孟仲季相通，并力同心，各共成一面。地高下平相通，并力同心，共出养天地之物。蠕动之属雄雌合，乃共生和相通，以传其类。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右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

　　三合相通论是汉代灾异危机思想不断作用的结果，它试图建立一套自认为合乎宇宙规律的话语和解决方法。其三合相通说认为，只有并力同心以合为旨归，就可以解决灾异危机；如果不三并力，则将“灾纷纷不解，为民大害”，使灾变怪异，委积而不除。足见《太平经》与汉代灾异论思潮确实有直接关系，而灾异论思潮则与汉代经学家对于《易》卦的现实主义诠释密切相关。其说在思想上融合了人类高尚德行可以通天的传统伦理，和神仙家交通鬼神的方术，从而使人的高尚德行被融之以宗教仪轨，具备了驱劾灾厄的功能。于是以德禳灾的思想成为修身致知论向修道成仙论转变的思想中介。

　　质而言之，修身致知论与修身禳灾论，这是一事之两个方面。对于修身的主体来说，修身意味著自我这个主体的不断完善，这种完善是内在的、升华式的完善。而完善就意味著对于外来破坏力量的抵御能力的强化。于是修身便同时具有了不断扩展自我的内在正气、禳御外来因素破坏的功能。前述中国传统的以德禳灾论即其思想核心。基于现实的主体道德修养的以德禳灾方法在功能上的有限性，与神秘的仪式化的禳灾法术在功能上的无限性，使后者在解除灾异的方法论问题上逐渐占有重要地位，并建立起以宗教伦理为基础的解释话语，从而完成了从修身成仙论的历史过渡，实现了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它标志著汉代中国思想文化新形态的出现。在汉代新兴思想中，主体修养的价值被夸大，不仅可以致知，而且可致天通，即实现得道升仙。认识论的这种信仰化演变，最终是以合道为最高的知；此时的知，内涵已是成仙。德的感应通天功能，在汉代信仰精神的催化下，迅速同古老的修身致知论相交融，形成修道成仙的信仰体系，终于为渴望神仙世界的汉人提供了通过主体自我努力而积筑通天之梯的途径。

　　至此，传统中国哲学的修身认识论发展到了它的极致境地，而与宗教相融汇，成为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精神。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道教修仙思想内部的认识论结构和试图探求宇宙最大的、那使人超越一切束缚、获得绝对自由的知，即无限追求得道的精神动力，正是历史上道教对中国古科技的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根源。汉代的巫觋方术信仰，加上传统的修致知论，以及以德禳灾思想，神仙可学的自主修仙论，导致了方仙道的求仙论向原始道教的修道成仙论的关键转变，于是诸说渐次归宗于守诫修仙论，以《想尔注》为代表的赋道于诫的宗教思想体系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