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转）赵元任先生汉语语调研究述评
(2008-07-17 1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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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分类： 语言学 |
| 赵元任先生汉语语调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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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元任 文章来源： 浏览：361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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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文 赵元任先生汉语语调研究述评 ——纪念赵元任先生逝世20周年 曹文 赵元任先生是举世公认的语言学大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 。他在现代汉语语调的研究领域更是一位开创者和奠基人。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语调的研究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区分字调跟语调； （2）注意汉语中的连读变调与轻重音； （3）提出汉语语调构造雏形； （4）对汉语语调进行形式-功能的划分； （5）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方法。 这5个方面的问题，是汉语语调研究的重要内容，即使在今天也可以这么说。世纪之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汉语研究的深入，无论是在工程界还是汉语语音学界，汉语语调研究渐成热门。在这个时候，理清思路、追根寻源、发掘新知，是十分必要的。下文将具体地来谈一谈赵元任先生在这些方面的成果与贡献。 区分字调跟语调 “字调” 这个名称是赵元任先生初创的（赵元任，1922），其所指与现代汉语语言学和语言教学中所说的“声调”基本相同。我们都知道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tone language），这一事实至迟在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即已得到士大夫以上阶层承认，只是他们的认识（或说法）还很含糊。“对于字调的物理性质，中国的音韵家一向只有过很糊涂的观念。多数人不过用‘长短、轻重、缓急、疾徐、高低’等不相干的字眼来解释它，其实这些变量一点不是字调的要素。”（赵元任，1922）除了调值不清以外，他们还将字调跟语调混在了一起。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沈约：《南齐书·陆厥传》） 调值不清的问题，经过约1500年，终由刘半农、赵元任、王力、白涤洲等人解决。至于将汉语的字调和语调有意区分开进行研究，赵元任是第一人。 在《中国言语字调的实验研究法》（赵元任，1922）中，他最早提出——每字固有的腔调和说话读书时抑扬的句调不是一件事情，也不是言语学上一类的现象……字调，不是句调，也不是字字相连时互相影响的腔调。（赵元任，1922） 虽然此时他对语调的研究尚未开始，但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字调、连读变调和句调不是一回事。 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对字调语调的关系有了明确的阐述，提出了三个著名的比喻——“代数和”、“大波浪与小波浪”、“橡皮带” 。它们一方面给汉语语调研究照亮了一条捷径，另一方面也给后世带来了许多争论。 “橡皮带”这个比喻出现得最早——字调的形状也只能取平均的形状，因为特别说重的字，音高的上下极很会伸长，特别轻的时候会缩小。用图画的言语说，就是比方把平均曲线画在一个半松半紧的橡皮带上，把这带子上下一拉，这曲线的竖位标底变度就加大了，把这带子一放松，这曲线就缩扁了，竖位标底变度就小了。（赵元任，1922） 类似的比喻在（赵元任，1935）、（赵元任，1959a）和（赵元任，1968）一再用到。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比喻虽然是在研究字调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但已经涉及到了轻重音这个语调研究的敏感方面。而且在1932年的“国语语调”演讲（即赵元任，1935）中，“橡皮带”是在表情语调部分中提出来的。在其集大成的《中国话的文法》（赵元任，1968）中，虽然这一比喻是在讲声调（Tones）时运用的，但从其解释来看实际是适用于语调的——… Stretching the sheet vertically or letting it shrink will vary the pitch range of the tones; doing the same horizontally will make the syllables longer or shorter; moving the sheet up or down as a whole will raise or lower the absolute pitch; and moving the sheet to the left or right will simply mean speaking earlier or later.（赵元任，1968） 在汉语语调的现代研究中，目前在国内影响较大的有两个主要的流派：一派以吴宗济为代表，一派以沈炯为代表。前者的“移调”说、后者的“声调聚合”及“音域双线调节”说正是发源于此——至少可以说是受到了“橡皮带”的启发。（沈炯，1985；吴宗济，1993/1996） “大波浪、小波浪”若从字面上说也是在1922年的《中国言语字调的实验研究法》中提出的。但是此“浪”非彼“浪”：文章中的“大浪”、“小波”说的并非字调跟语调的关系，而是基音与陪音（或基频与谐波）的关系。 真正用“大波浪、小波浪”来说明字调跟语调的关系是在1932年——How etymological intonation can be added to speech intonation can easily be conceived by comparing them to ripples riding on the top of waves. (赵元任，1932) 这一比喻，赵元任（1959a）和（1968）又用过两次。 上文提到的汉语语调现代研究的两个主要流派中，吴可说是从小波浪入手，沈则可说是从大波浪入手。沈炯一开始就将目标锁定在“大波浪”，吴宗济则对二字调、三字调、四字调一步步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调群基本单元（Phrasal Contour）”，并在1993年首次提出“移调”说。他们二人其实是殊途同归，其成果在学术界和工程领域也都得到了承认。（吴宗济，1982， 1985，1988b，1993/1996，1994，1995a，1995b，1996a，1996b，1997，1998，2001；沈炯， 1985，1992，1994a，1994b，1994c，1995，1998） 值得注意的是，几次说到“大浪小浪”的比喻都是与“代数和”一起讲的。而“代数和”却是引起后世争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有误解的，有反对的，有赞成的（殷焕先，1984；胡明扬，1987；沈炯，1995；吴宗济，1996）。 赵先生初次提到（也是单独提到）“代数和”是在1929年的《北平语调的研究》中。此后，（赵元任，1932，1933，1956，1959a，1959b，1968）还多次提到。 人们引用得最多的是《中国话的文法》中的一段——常有人问，中国话既然每个字都有一定的声调，句子怎么可以有语调呢？最好的答复就是把句子的语调跟音节的声调比作大波浪跟大波浪上的小波纹（固然有时波纹也许会比波浪还大）。所以是两种波纹的代数总和(algebraic sum)。假如两个正数合在一起，结果是更大的正数，若是一正一负，代数的加就变成算术的减(arithmetical subtraction)了。例如：“你姓王，我姓陆。”因为前一句是升调，后一句是降调，所以把原来上升的阳平声“王”字升得比平常更高，而把原来下降的去声“陆”字降得比平常更低。（或者说，因为去声降到接近声音的极限，在这个例子里，下降的语调就让它起音更低一点，缩得更窄一点）但是“我姓陆，你姓王。”这句话里，“陆”字的整个声调(as a whole)虽然会提高一点，但还保持原来的去声轮廓(tone contour), “王”字的整个声调虽然也会降低一点，但也保持阳平的轮廓，没有走调，不象外国人有时候让语调完全掩盖了声调，结果听起来就成了“我姓卢，你姓望”了。（赵元任，1968；丁译） 在有关字调和语调的3个比喻中，“代数和”是赵元任先生提到次数最多的。一方面这可能是俗话说的“越说不清的问题越说得多”，另一方面更可能说明先生很欣赏这个提法。特别是对于初次接触、思索汉语问题的人来说，这是个很可以解惑的回答，至少可以避免像Ladd（1996）那样否认汉语有语调——或者还可以避免两种极端：一是外国人学汉语，语调盖字调；一是中国人教汉语，只知讲字调。 字调和语调是两套不同的东西，对此赵元任先生讲得非常明白，这也是赵先生的原意。事实上“代数和”这一提法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为了避免字调、语调混为一谈—— The actual intonation of Chinese speech is an algebraic sum of etymological or intrinsic word tones and speech intonation proper. 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to disentangle one from the other in order to see what is speech intonation.（赵元任，1932） 其实在《中国话的文法》的第一部分讲语言学的形式时有一段话也可以看出代数和的原旨了： ……语式（Forms）通常是先后出现的，除去一些相当少数的同时式或重叠式。比如一句话从头到尾都是疑问式语调，在这种情形之下，咱们可以把这个疑问调看作一个有意义的语位，寄生在别的语式之上（也就是在句子里的字上）。（赵元任，1968；丁译） 而在（赵元任，1956）中，他说得特别清楚： The actual pitch movement of Chinese speech is the algebraic sum of tone and intonation. If an uprising of a sentence coincides with a rising tone, the result will be higher than usual. If a falling intonation coincides with a rising tone, the rising tone will rise less or be made at a lower register than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ntence……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go into the details about Chinese intonation here,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to note here is that once we have extracted expressive intonation from tones in words, we shall find that the former acts independently of tones and relatively independently even of dialects……（赵元任，1956） 说字调、语调性质不同并不是说字调只有音高、时长，语调还有语速、嗓音等等。这些不是主要的。因为语速、嗓音等可以说是普遍的（universal）现象，无须强调。需要强调的是字调和语调在共同上的不同。语调最具区别性的还是音高体系。字调和语调所寄的载体都是音高，而音高表现具有多面性和多能性，不同体系、不同层次的调节给人的感知也是不同的。 “代数和”的提法也是有个过程、有所变化的。最早提的是“中性语调与口气语调的代数和”（赵元任，1929），这大概不会有性质不同的质疑。后来则主要是说字调要受语调的影响（而不是相反），毕竟二者都属于声调系统（Tone System）。 当举例说明某个理论观点时，人们一般都是要用既能说明问题同时又最简单的例子。赵先生在说明字调和语调的关系时所举也是简例，基本都是短句或复合短句（这也就不难解释何以老是“我姓X，你姓Y”了），而且焦点在后。此外，他还要考虑到跟英语等外语语调对比。试想对外国人来说，最熟悉的不正是所谓升、降语调吗？把这两个调拿出来举例自然、易懂。当然这种短句主要用的是D. Jones系统，而不是H. E. Parlmer的。可是在谈到语调类型分析时，他都强调以（赵元任，1932）为准（赵元任，1933，1956，1968）。因为语调“很复杂”，必得专文讲。 赵先生每次对例句的解释中都明白地指出，汉语所谓升降都是保持调型的升降。在分析“先扬后抑语调”（Suspense-Conclution Intonation）时，更是指出“汉语只是基调（Key）的差别，而不是像英语那种上升或下降的曲线”（赵元任，1968；吕叔湘译）。从这里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调域调节说的曙光。 “代数和”之所以引起争论是有人把它教条化的结果。不少教材、文献举《中国字调跟语调》（赵元任，1933）中的例子来解释语调或代数和。然而，那篇文章中有两种代数和——一种属于共时叠加，一种属于连续叠加。也许因为连续叠加所举的例子比较醒目——55：56，214：216；55：551，35： 351等等，相当长时间里一说到代数和或语调的升降就是55：56，214：216；55：551，35：351……殊不知就在文章中赵先生已经提醒到：于是我们看到至少有两种叠加……当我们考虑语调形式时，我们不仅要确定它们是什么，还要确定它们是怎样运用到该语言的声调系统上的。（赵元任，1933；陈保亚译） 而且，至迟在1959年，赵先生已经智慧地把以前所谓的“连续叠加”分析为一种助词，不再看作是代数和的内容。（赵元任，1959a，1959b，1968） 忠实地理解代数和的是吴宗济。他对赵先生所言进行总结归纳，明确提出字调属于调形（contour）调节，语调属于调阶（register）调节。（吴宗济，1996c） 对代数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无论怎样不能把它当作教条。代数和并没有解决语调本身的问题，它只是一个线索。它告诉我们汉语的字调和语调是可以分开的，这种区分在方法论上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注意汉语中的连读变调与轻重音 赵元任先生对轻声和连读变调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苏金智，1999）。汉语不仅有字调也有连读变调，本质上它们属于同一个范畴——词汇范畴。不注意这一点，语调研究可能会误入歧途。关于这个问题吴宗济有很精辟的论述（吴宗济，1996c），本文不再赘言。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现今许多教科书中仍在流行的“[51]+[51]变成[53+51]”的说法，最早确是由赵元任提出的，但是至迟在1959年他已经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我把这种现象解释得不很对……普通的两个字相连，总是第二个稍微重一点……这种现象不是限于去声跟去声，任何声跟任何声连起来，头一个总是轻一点儿，第二个总是重一点儿（除掉第二个是完全轻的时候）。（赵元任，1959a） 在其后的一些论著中（1959b，1968，1976），他一再申明这一点。显然，新的提法更科学。虽然他考察得还不全面——前轻后重只是类似于读词表时的情况而不包括词在句中的情况（参见冯隆，1985；王理嘉、王晶，1993；沈炯，1996），但非常重要的一步是他把这种现象放到了轻重音系统中来考虑。 而赵元任先生在轻重音方面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他注意到汉语也有重与轻（不只是读书腔）——上文已有所提及（赵元任，1922），而且他还认识到轻重音在语调研究中的重要性： ……包括北京方言在内，重音起很重要的作用，以致在轻声音节（unstressed syllables）中不仅使元音变得模糊，而且失去固有的声调……（赵元任，1933；胡明扬译） ……中国多数方言里头，虽然没有北京式的轻声，可是有特别加重的重音……（赵元任，1959 a） …with a different stress pattern, it（黑猫吃黑猫）didn’t sound like the same sentence at all…Finally, ubiquitous and important as tones are, stress does play an essential part in Chinese too, and sometimes makes a difference in meaning or structure.（赵元任，1976） 再者，赵元任先生几乎提到了汉语中的各类轻音，有的还有意作了区分，包括我们今天常说的轻声、可轻声，语调轻音、结构轻音。（林焘，1962） 句中的各大部的轻重大概都是看意思的轻重而定，至于一个词里的各音节，那个轻那个重，这现象甚复杂，除用历史的解释外，大都无规则可言。（赵元任，1924） 当一个音节被读成了轻声，它就丧失了本调（When a syllable is unstressed, it loses its proper tone）……有两种情形音节可能失去本调而出现轻声，一种是多音节的表达，它常和别的语言中词的职能相等。在这种组合下，任一音节除第一音节外都会读成轻声。作为一个规则，它在新词和文读中的所有音节上都会读成重音和正规声调（new terms and literary expressions have even stress and regular tones on all the syllables）……轻声在另外的情绪出现是属于语法性的。（赵元任，1932；吴宗济译） 有些情形（包括那些半新不旧的词语，跟渐渐成为日常用语的翻译借词），轻声是可有可无的（alternation）。这种语式就叫随意轻声(optional neutral tone )。（赵元任，1968；丁邦新译） 上述第二段引文中的第一种情况实际包含了现在所谓的“韵律词、轻声词、熟语”三类现象，而韵律词显然属于语调范畴。这里虽还有点含混，但他所说的“is unstressed”(最好译成“轻化”或“弱化”)是很值得人们注意的。轻化与轻声（neutralized tone）是不同的。这一点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才由沈炯明确提出。（沈炯，1995）赵元任那时虽然没有做什么实验，但已然敏锐地感觉出了二者的不同特点。 一句话里如果有特别加重的时候，大概其余的部分就稍微跟着缩小一点儿……虽然音程跟时间都缩小了，跟真正轻声比起来又不同了。（赵元任，1959a） 区分轻声与轻化对于汉语语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分别属于字调和语调的范畴，将二者混在一起，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都是不可取的。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赵元任先生很早就阐述了汉语轻重音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特点，这应当使后来人少走不少弯路。 强度同音高没有必要的关系。但在自然的言语中，强高弱低比强低弱高的例多的多，换言之，音高同强度的统计的配合率(coefficient of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很高……人听见音低，所以由统计的联想作用觉得声似轻似的。（赵元任，1924） （轻音字）它的音高的性质就完全跟着它的环境而变了……若是轻音字已经读了低音，后头再有的轻音字也就都读低音了。（赵元任，1929） 重音自然是言语的一个要素……另一方面，重音的一般概念仍旧是发音的相对力度……（赵元任，1932；吴宗济译） 1959年，他在讲“上加成素”时，对有关的问题说得更加清楚——（P.68）在中国语言里头重的音不单是重，并且时间加长；并且如果音高有变动的调，范围加宽……（P.87）所谓特别加重呐，并不是说得响一点儿、声音大一点儿、用劲一点儿，而是说长一点儿、宽一点儿（时间长一点儿，音程大一点儿），就是低的更低、高的更高。（P.88）……大致说起来嘿，为着逻辑的分别把一个字（或者一部分）特别说出来，重一点儿的呐，它的音程就加大，时间加长。要完全就只是加重啊……就是表情用的。有时候，事实上就是把整个一句话加重，不过它轻声字没法儿加重了，所以就把那几个字特别加强，那个时间不加长，音强也不一定加大。比方说：我告送你别老在那儿捣乱！并不加快，可是每个字就使劲加重。这个并不是说什么跟什么样区别，这个是表情式上的加重，不是逻辑的加重。逻辑的加重是对音程跟音长加大，表情式的加重就是使劲槌就是了。……那么英语的stress accent是轻重，不是高低。固然平常念一个单字的时候，重音的音节在乐音上也是高一点儿，不过，它不一定老是这个样子。所以调归调，轻重归轻重。（赵元任，1959a/1980） 当然，赵元任先生对轻重音问题最系统的阐述还是在《中国话的文法》中（虽然那里并没有包含他所有的思想，而且偏重于音位学的标准——这也是前文仍有不少引述的原因）： 汉语重音首先是扩大音域和持续时间，其次才是增大强度。因此，第三声重读时会降得更低些，第四声重读时起点更高些，降得更低些……从物理学的观点看，有许多程度不同的可以感觉到的重音，但从音位学的观点看，最好分为三种重音：正常重音、对比重音和弱重音(normal, contrastive and weak)……All syllables that have neither weak nor contrastive stress are said to have normal stress. 实际上在没有中间停顿的一连串的带正常重音的音节中，不论是一个短语（phrase）还是复合词，其实际轻重程度不是完全相同的，其中最末一个音节最重，其次是第一个音节，中间的音节最轻。例如……“我没懂”``Wǒ ` ``méi ‵dǒng，“东南西北”……既然这些重音的程度可以根据其位置而预言，那么它们都是同一音位重音的变体……对比重音不同于正常重音在于它的音高幅度 (pitch range)更宽，持续时间更长，音强通常也增加……在弱重音中声调幅度差不多压缩到零，其持续时间也相对地缩短。（赵元任，1968；吕译） 如前所述，轻音至少有两套：一套属于词汇系统，一套属于语调系统。这一点赵元任的早期理论是分得很清楚的。由于听知觉与物理量的差别，以及语境的影响，增加了轻音研究的复杂度。赵先生《中国话的文法》对轻重音系统的规整分类其实有利有弊，从音位学上来看，有利——整齐易把握；从语音学甚至音系学上来看，有弊——混淆了一些现象。 不过他在书中指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现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弱重音出现于后附音节（enclitic）,也就是说它紧跟在一个重音音节之后……有少数情况，一个弱重音紧挨在一个重音音节的前面，通常是一个代词或是少数如“或者”之类的连词。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前附音节(proclitic)，其调高是平均数，即在五度制的线上是3：。因为声调已压缩到零，我称它为轻声。（赵元任，1968；吕译） 将这一点与（1959a）结合起来考虑，启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不同的重音位置对其前后音节的影响究竟有什么差别？这对文语转换和言语合成的自然度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直到最近，北京大学中文系才有人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权英实，2001）。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看到了重音的相对性。这又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 ……既然轻重音是相对的，加一个特强重音，实质上等于在对比的音节上加个普通重音，而把别的普通重音减轻。换言之，[\'□Ç□]=/ \'\'□ \'□/。（赵元任，1968；丁译） 现在经常看到有些轻重音的听辩实验，从一句话中切分出两个词，请被试做轻重程度的比较判断，这里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们实际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仅靠词范围内的声学特征，就可以断定词的轻重。好好推敲一下赵元任先生所说的这段话，我们就会想到至少还有语境（对比）应当考虑进来——甚至还有语境的屏蔽作用（沈炯，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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