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慧《裤裆街的丧事》一点感受

说起来我与韩慧的结缘是从读他的短篇小说开始的。大概是2007年我们作协成立的那年吧。那时我读他的小说，可以用“比较稚嫩”四个字来概括。谁曾想，时隔几年的他，竟有如此的进步。这不得不让我刮目相看。当然，这与他的勤奋读书、勤奋写作是分不开的。在这儿，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多说什么，只想针对韩慧的《裤裆街的丧事》一文，谈一点我读后的感受。

韩慧是写小说评论的，无需我言，自然明了如何写好小说的要害所在。正因此，这篇《裤裆街的丧事》的短篇小说，他才会采用这种“全知叙事”的角度来叙事，和读者新颖的见面分享。

写关于拆迁方面的的短篇小说大有人在。不同的是，韩慧写的这篇小说的叙事角度比较巧。搞创作的我们，都知道叙事角度的选取最能体现出一个写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决定这篇作品的艺术结构和读者的接受方式。但往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未能得到自己的满意。我想，韩慧采用这样的“全知叙事”角度来写，是经过一番周折而选取的吧。

先从小说的开头说起。

“裤裆街的柴老婆儿死了。死得非常寂寞，为何？没有人送终。”说起来，这样的开头写得非常平淡。不同的是，接下来他占用了一千多字的篇幅，描写笈县城这个小地方，上了年纪的人死了后办丧事，叫喜丧；并要搭灵棚来“烘棚”，以表儿孙们的一片孝心。还写出“烘棚”的传统意义，以及“烘棚”的详细情节，等等，关于裤裆街拆迁的事儿只字未提。如果读者不细心品读、分析，也可以说，他是用“客观叙事”的角度来叙事的。

但是，从短篇小说第四小自然段开始，突然冒出一个“我”的叙述者。

这个叙述者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呢？是一位“脑子时好时坏，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好的时候和好人一样，不好的时候我说什么，骂什么，过后一概记不清楚”的叙述者来承担整篇小说的架构。其实，这个叙述者脑子很清楚，只不过是语言上有点的障碍罢了。笔者采用这个心智不健全的叙述者，还参杂着笈县城的方言土语来叙述。仅此一点，不能不说是笔者的良苦用心了。如果换一位正常人来叙述，读者的阅读兴趣，无疑就要大打折扣了。

笔者为什么要选取这样的“全知叙事”角度呢？这就是写好这篇小说的文眼所在。因为选取“全知叙事”角度的好处是，叙述者无所不在，叙述者有权力知道并说出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尤其选取了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主要人物来叙述，对读者更有感染力度。如果用“限制性叙事“角度第一人称的“我”来叙述，没有开头的那些客观叙述，哪怕还是用这个心智不健全的人物来充当小说的叙述者，恐怕就得不到现在这个短篇小说的效果了。当然，这与笔者近年来不断阅读名著和写小说评论的视野有关。

是的，在写拆迁和有价值传统遗产这种很有敏感题材方面的短篇小说，不外乎要涉及到，社会、体制、人性等等方面的叙述，的确是不好把握的。但作为有良知的写作者来言，越是不便触动的层面，越是应该深挖才对。

这就又说明笔者所采取的叙事角度上的精妙之处了。

文如其人，正因为笔者意识到这个层面，他才采用了“全知叙事”的两个叙述者，来完成这个短篇小说的使命。而且，是用社会上最底层的小人物来充当最主要的一个叙述者。如果连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都能明了的事情，难道正常人能不明了吗？

所以，全文不到一万二千字的短篇小说，虽说笔者没有标明大的段落，但以空一行为大段落，也就是四大段。如果没有小说开头那一千多字的客观叙述，均由心智不健全的哑巴猪儿“我”来叙述的话，小说的分量就单薄了，就不会这样吸引读者的眼球了。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这个短篇小说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空白。比如，柴老婆儿葬礼结束，“柴老婆儿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办完丧事烧完头七纸后就回北京了。听说这个当法学教授的女儿给街道办事处留了一封信，具体信上说什么没有人知道。听人说还去县政府大院跑了几趟。裤裆街的拆迁的事就此搁下来。热热闹闹的拆迁工作也因柴老婆儿的死搁在那，没有了下文。”

也许，这样的空白，笔者是在无奈之下写出来的；也许，笔者是有意所致。不论怎样，文中用心智不健全的叙述者说出这些话，就觉得很自然，很有点酸酸的味道。这种味道，是因为笔者采用了“全知叙事”角度，给读者带来了分析的余地；是因为“全知叙事”中又暗藏着一个叙述者，给读者带来了分析的余地。

最后，我提点不成熟的建议：我似乎感觉柴老婆儿北京某所大学法学教授的女儿的人物形象，有点模糊。不过，这也许是笔者的隐喻之处呢？对与错，有待于大家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