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七月二十一日，一场大暴雨重创北京。在此前一天预知有这次降水过程时，我曾在微博上发了这样的看法：“如能做好防范，多下些雨是好事，华北水资源短缺呀！”当事后看到暴雨造成79人死亡和上百亿的财产损失后，确实感到意外，对于降雨利的一面也不愿去多想了，但还是一直在考虑一些与这场暴雨相关的问题。

对这次大暴雨过程的预报有问题吗？客观地讲，降雨过程预报应该是准确的。若不是事先看到了预报，我也不会在前一天对暴雨的利弊发表看法。从技术上来看，这也不应是一次难报的过程。一般而言，对于预报员来说，最难的是那些不清晰的天气系统，越强的系统反而越容易把握。如果说预报还有问题的话，主要是对暴雨的极端性和具体落区难以确定，对于罕见的暴雨强度确实很难预报出，极端强度的落点就更难了，对此，不应苛求。

与历史记录相比，这次降雨处于怎样的位置，所谓的百年一遇准确吗？记得雨后的第二天，就有人发短信问我，这次降雨是不是60年来最大的。因当时不在北京，没有看到具体资料，便回答说，从降雨强度来看，确实少见，从总量上看，尚不能确定为最多。为了证实这一看法，回京后特别关注了一下能找到的相关资料，与我的判断还是一致的。

按照国家气候中心和北京市气象局提供的信息，此次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90.3毫米，城区平均雨量达231毫米，全市86%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11个气象站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最大值记录。与1951年以来北京发生的7次特大暴雨过程相比，这次降雨的全市平均雨量列1951年有完整雨量观测以来的第六位，前五位分别是1956年（389.0毫米）、1963年（281.8毫米）、1958年（226.8毫米）、1952年（210.1毫米）、1959年（194.5毫米）.但此次降雨过程历时短，主要集中在21日10时至22日06时，也就是说整个过程雨量是在近20小时内完成的，这样强度的降雨是历史记录中确实没有见过，所以说从降雨的集中强度角度，说百年一遇应不为过，且降雨强度是引发灾害的重要指标。

北京这次降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从汲取经验教训的角度，我认为还是应该从如何采取合理的应急管理措施的角度来总结。北京的市政建设无法适应如此猛烈的暴雨，这是现实；有些人没能及时得到预警信息，也是事实；缺少科学知识，因没有采取正确方式防范自救而造成伤亡，也存在，都需要改进。但面对这样一次几十年才发生的暴雨过程，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应对措施都必须是超常规的，不能认为一切都完善了才可能确保人的生命安全，所谓应急就必须非同寻常。在这一点上，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美国气象代表团访问中国，观看了一部中国浙江省应对台风的记录片，当看到一些民众被强行转移的镜头时，美国人表示不可理解，认为在美国会行不通。不知是否因为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美国路易斯安纳州新奥尔良市2005年遭遇“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时就吃了大亏，造成1700多人死亡。从这些年中国的实践来看，在易受灾地区实行大规模人口转移已成为中国防御自然灾害的通行做法，取得了明显效果，无论是防御台风还是防御山洪地质灾害，都是如此。近十年来，在中国因台风侵袭而引发的大规模人员伤亡数显著降低，这与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强制措施是分不开的。

再说到北京721暴雨，当无法与自然力量相抗衡的时候，最好的措施就是归避，车不上路，人不出行，若已外出了也要在事发后尽量寻找安全地点躲避。政府则应尽可能采取各种应急性强制措施，特别是在一些危险地带，如立交桥、低洼处，是必须封堵的，在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则要尽可能组织人员转移。作为每一个个体，如能及时获取信息，采取措施显然是有益的，但从实际情况看，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个体行为往往是无序的，特别是遇到了少见的状况，会不知所措，甚至出现相互干扰。这时，有组织的力量才能更有效。

有人说若天气预报准确，就会有备无患，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对于一些极端天气要想提前精准地报出，还很难做到。而从灾害防范的角度，还要考虑成本的问题，不能因为存在某种可能而不惜代价。从实际的防灾效果来看，灾害性天气与灾害的发生并非同步，即使可能致灾的天气现象已出现，距实际灾害的发生也还有一段时间，只要事先有合理的应对方案，是有时间采取措施的。

最近看到一份香港的《天灾应变计划》，对其中有关防御台风的做法感到很受启示，体现了规则完善、明确具体、简便易行等基本原则，一旦发布了强风信号，对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要求，如能按照这样的程序操作，各方面配合默契，就可以避免繁杂的决策程序，使灾害防御措施有效地得以落实和运转。

暴雨过后，有人呼吁要尽快加强北京的市政建设，提高防范标准，如果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但资源总是有限的，从北京这次受灾的情况来看，给人留下印象较深的一是城区受淹，汪洋一片，二是房山等郊区的山洪地质灾害，发生人员伤亡的地点也主要在郊区县。面对这些不同的受灾地区，有限的资源该首先投向哪里呢？另一方面，对于几十年一遇的暴雨，提高防范的标准应该如何设定呢？也有成本和效益的平衡问题。

不断看到有人赞赏国外的城市建设如何科学，并举出一些实例来印证。不否认国外的一些城市在建设设计方面有其先进之处，且应虚心学习。但在学习时，首先要搞清事实，究竟情况是否真如流传的那样，此外还有一个时空适应问题，切忌照搬照抄。

青岛市排水管理处主任刘鲁峰前不久就曾出面表示：“德国建造的排水系统有前瞻性，对当时青岛排涝起到很大作用，但目前青岛排水系统绝大多数是1949年后建造的，德国建造所占比例不到1/30，把青岛防汛能力强全归功于德国的说法并不正确。除排水系统外，青岛有其自身地理优势，沿海的丘陵地形，使得雨水比较容易收集。”我认为刘主任这一观点是可信的，不说更远，我上世纪80年代去过青岛，今年也还去过，那座城市变化之大绝非60年前的排水系统所能支撑的。

北京这次遭遇的是几十年一遇的大暴雨，出现阶段性积水应不算是意外之事。与我们地理距离相近、同处于东亚季风区的东京、首尔等现代化大都市，遇到特大暴雨也同样难以幸免，在设计改进方案时不要过于理想化，可将防御一般性的暴雨作为基本目标，特大暴雨只能采取特殊方案。

另一方面，采取什么样的设计方案，是一个科学问题，要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切忌急病乱投医。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特别是北方地区，降雨量和地下水位近年来都在显著下降。同时，受季风气候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每年能获取空中水资源的季节都很短，一般是在夏季的6到8月间，如果我们在雨季到来时仅考虑排水功能的提升，而忽视了蓄水能力的建设，将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有些人建议的某些国外发达城市采用的大规模铺设宽口径下水管道的做法未必符合中国的实际，希望管理者和专家们在制定方案时，既要考虑防御洪涝，也能合理地保护和利用珍贵的水资源，尽可能将水留下而不是排走才是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