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应当得到我们的尊重

上个月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抗战爆发后，年仅17岁正在长沙湘雅医院护士班学习的刘桂英，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军队22师，被分配到野战医院当了一名女护士兵。1942年3月，她跟随廖耀湘将军远赴缅甸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在异国战场与日军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最后随统帅杜聿明从野人山撤回。远征军以10万之众出国，活着离开战场的只有4万多人。而最终穿越野人山走出“绿色魔窟”回到国内的仅3000多人，刘桂英是其中唯一走出来的一位女性。抗战胜利后，她离开了部队，在地方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反右”时期，她的这段光荣历史成了罪恶的渊薮，由此被打成“女特务”、“黑五类”，遭受了无数次批斗。1962年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是30年。1990年获得平反，重新恢复了教师身份，并按照教师待遇领取退休金。她现在定居在安徽合肥，每月的退休金是400元（凤凰网.历史09.6.27《中国远征军唯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不错，刘桂英当年参加的是政府军，是后来被我们称之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但正是这支国家的“国军”在抗日战争期间阻击了绝大部分的日军，14年，打死了129名日本军官和100多万名侵略中国的日本兵，付出了206名将领和300多万士兵的生命，消耗了日军大部分兵力，使日本无法战胜中国，从而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当时日本人听到“国军”便闻风丧胆，没想到参与这场卫国战争的光荣经历却让刘桂英后来受尽奇耻大辱，几次差一点被斗死。

由此，我再想到了参加东京审判唯一健在的高文彬先生。高文彬先生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45年毕业于上海东吴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赴日本东京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先任国际检察处派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的翻译，后任中国检察官秘书。1952年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抛入监狱，说是判10年，实际上关了28年，直至1980年平反昭雪。在劳动改造中也几次差一点累死。

刘桂英赴缅作战、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是听从了国家召唤、代表了正义事业，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党争而将他们打入另册，并将他们的功绩一笔抹杀。卫国战争对付的是外来侵略，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它的功绩应该是远远大于国内战争的。国内战争双方部队拿掉自己头上的标记，那是自己人在打自己人。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获胜的北方军官兵在接受南方军投降时，向南方军官兵敬礼。他们说，战争结束了，南方军投降了，也接受了北方军的主张，南北方的军队、民众就成为一家人了。尽管到现在为止南北方还有不同的纪念馆用不同的观点纪念南北战争，但他们建设国家、振兴民族的目标是一致的。战后一方没有对另一方下毒手，把失败的一方斩尽杀绝。按照美国人的逻辑，既然敌对方已经放下武器，他们便不再敌对，既然地主资本家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他们也不再是地主资本家，应该给以公民基本权利和国民同等待遇。如果再给以歧视乃至迫害则是违法的。

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承认“国军”正面战场的作用和贡献，承认“东京审判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那么就应该把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原原本本地公布于世，给刘桂英、高文彬这样的抗战老人应有的尊重。

1949年10月1日前入党或参加革命（供给制）的人可以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让刘桂英、高文彬这样的抗战老人也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应该不是什么过高要求吧。

卫国战争中所有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永垂不朽！抗击日本侵略是功不是过，历史一定会还他们一个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