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死亡的中国文学

    当年伊沙高呼解散中国作协，应者寥寥，大概和我一样，对中国文学尚存有一份敬仰之心，今天的中国文学已走到了濒临死亡的边缘，新近的民意测验表明，《最小说》打败了高不可攀的《收获》，在中国最大的读书类网站和各大知名图书销售平台上，所谓的作家们的文字，堆在数据库和图书库批发市场的角落里，大多成了无人点击过问购买的废品。

    民意就是天意，以雅俗来分解当下中国文学的界限，未免太早了点儿，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发展也不过百年多而已，此前多为志怪类和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史记类文字。

    如果不是郭敬明，中国的纸媒刊物就快消失了，找手纸你能很快找到一张印刷精美的招贴，方便之余还可博得一笑，但你绝对找不到一页纯文学杂志的尸体，你很荣幸，因为你免去了......！

   《最小说》在全国有14家一级印刷工厂；127台大型高速印刷机器；47台胶订机器流水作业；3060名印厂工人；9名文字编辑6名校对编辑6名美术编辑720小时轮班赶制；16家全国大型货运公司；126辆重型运输卡车；67条铁路、公路运输线路；4700件加急航空特快；30个省市、直辖市；292家代理商；370000余家大小书店；2000000读者。这些数字足以让那些……，我不想说，我没脸没资格说！所以转载一段记者最近对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朱大可先生的一次访谈。

   （朱大可（1957~），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吴怀尧采访朱大可

哀伤地目击文学年华老去 

1.相比上世纪80年代，当下文学期刊显得荒凉而凋敝，很多濒临死亡的边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有解决之道吗？

这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大文化的整体性退化；第二是文学在新媒体和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世界性衰退；第三是中国主流作家集体进入个人写作衰退期，而新生代实力单薄，无法力挽狂澜。基于这三种原因的联手出现，中国文学衰退的景象变得更加触目惊心。对此我没有任何解救的药方。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是哀伤地目击它年华老去。

2.现在出版界也有不少“潜规则”，最让写作者头痛的就是出版机构隐瞒印数和克扣稿费，对此你怎么看？ 

你所说的正是我亲身经历多次的事实。比如我的《话语的闪电》，出版商只付了一万册的版税，而后就开始堂而皇之地“自我盗版”，多次重印，甚至放在大型超市销售，而我没有再拿到过一分钱。这不仅是作家和出版业的耻辱，也是中国市场的耻辱。我们也许还需要经过很多年，才能重建基本的出版伦理和诚信体系。当然，如果有一个民间独立的仲裁机构，事情也许会有所好转。

3.《收获》是中国的老牌文学期刊，这次被你弃而不提，能否透露下具体原因？

我觉得《收获》的优点在于坚守80年代的文学标准，这使得《收获》币其它杂志更接近文学，而它的弱点也在于它过度信赖这种尺度，以致这类文学期刊的路越走越窄，跟时代需求发生错位与失调。如果它能够适度引入新媒体文本，例如电视电影脚本、手机短信乃至图片叙事文本，则会使文学有“凤凰涅槃”的机遇。放弃向《收获》投票，也许是抱着这样一种希望：能借这一象征性行为，推动它和其它文学期刊的观念更替。

4.文学新人在和各类文学期刊、出版机构打交道时，你觉得他们应该注意什么？

我不知道。 我本人是这方面的失败者。对于出版机构，我们一直处在选择上的两难境地：善于把玩市场的，未必有诚信；而讲诚信的，又未必能玩转市场。文学新人大多没有经验，但却比我们更具有市场营销的本能和潜质。他们在这些方面不易上当。当然，文学期刊大多生存艰难，对于它们，文学新人应该把对稿酬的欲望压得很低。在今天的文化格局里，投稿是一次布施，投好稿就更是一种高风亮节。

 5.如果让你担任一家出版机构或者文学期刊的老总，你最先做的三件事是什么？

 决不当国有出版机构的这类角色。但假如有人用刀架脖子的方式胁迫，那么我上任后最先做的三件事就是：第一，解散出版社，第二，劝其他出版社也解散掉，第三，自己辞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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