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北三里柴河桥
登上龙首山向东望去，一条大河绕山蜿蜒而过，如一条银色的缎带缠绕着绿树荫荫的龙山，构成了一幅山清水秀的秀美风光。这条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柴河。
柴河古名麒麟河，由东而来，在龙首山前转向北，绕过城后又西折汇入辽河，一路奔腾向海洋。铁岭作为辽宁去往吉林的必经之路，百年前，一条宽数十米的柴河却无形中给交通添了许多麻烦，两岸的往来受到了制约。冬季还好些，人在雪上走，车在冰上行，春暖花开，冰河解冻，人车就难行了。为此，在枯水时有人架起单薄简易的“百足桥”，战战兢兢的小心过河，水大的时候只能靠两只渡船摆渡,接送往来的行人。而“柴河水清浅，萦带苍岩下。夕阳唤无舟，晚渡看车马”（明
陈循）的人车过河景象居然成了“铁岭八景”之一的“柴河晚渡”。
那么什么时候柴河上才有了像点儿模样的桥了呢？查文字史料，康熙十六年（1677年）《铁岭县志》上只有简短一句：“柴河桥
城北三里”。较详细地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铁岭县志》的记载，说的是清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9年，铁岭城有一位叫王宗岳的人自己出工钱，并拿来秫秸、木料等物，在“东岭下”建了一座柴河桥，这座桥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的小岭东坡下。当时建桥也比较简单，无非是下立木桩，上面横铺秫秸，再垫土压实就完成了。这样的秫秸桥自然是抵不住大水的冲击的，因此上“冬设夏拆”成了惯例，每当春水下来前把桥拆除，到秋天枯水期时再重建起来。即使是这样，也大大方便了不愿涉水的行人。王宗岳建桥举动被远近百姓称之为善举，并被写入了《铁岭县志》“慈善志”内。王宗岳病故后，他的儿子王基隆继续每年投钱投物建桥，直到“家资零落”无力承担为止。以后，铁岭城里的粮商、世有号的财东杨生春继续捐资建桥。但是，建桥的地方改在城北的官渡口了。1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爆发，杨财东可能是信教的教徒吧，也或许是害怕，跑回了山西老家。从此后，柴河建桥就无人经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一日，铁岭县商会成立，地址在鼓楼北胡同。在会长彭锡庚提议下，商会决定按年出资在柴河上建设秫秸桥（宣统二年后改为建木板桥）。并将桥“北移于驿路渡口”，当时的扛夫头赵廷有等人积极响应，请求愿由扛行内每石提抽二厘捐助商会修建柴河桥。桥虽然建起来了，且雇人看守，但每年冬设夏拆（有时拆除不及，被开河水冲毁），只能算是临时性的季节桥而已，夏日水大的时候,仍然要靠渡船摆渡。“宣统二年并由城厢自治会提议添设渡船事并载于商务志”。
日俄战争期间，日军为了战争需要曾在柴河上架了一座军桥。因为桥是由当时驻铁岭日军的涩谷在明少将指挥建设的，因此桥建好后被日本人称之为“在明桥”。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将军桥交付县里管理。日本人虽然吹嘘这座桥十分坚固，但却不允许中国的马车上桥过河，怕压坏了。尽管如此，1911年柴河发大水，在明桥依旧被冲毁了。
此后几十年，冬去春来，柴河上的桥建来拆去，每年虽耗资各商号捐助数千元，但无固定桥的状态一直在延续。1927年秋，“不知如何竟未修桥……仅一渡船载人往来每人索渡资费一元惟鲁省难民北往甚多无资渡河望河而叹车马至该渡口亦废然而返……该处桥梁非修不可”。
1933年，伪铁岭县署为此还曾给奉天省署打报告：“查城东龙首山下柴河口为周邑来往人民必经之途平常时期来往车马皆还浪渡河一遇雨水连绵河水澎涨而沿岸泥泞不能通行故必须修筑桥梁以便交通拟募钱款筑修之”，但最后结果仍是不了了之，每年所建临时木桥常常被河水冲垮。
1940年9月，伪满铁岭县公署因“市东方龙首山下柴河为铁岭县向县下东南各区必经过区域，同时县市往来者亦多于柴河经过……今次县公署决定，于柴河架设坚固之桥梁……东岸至柴河东为止，西岸则由祖越寺前起点，决架设坚固铁质之长桥，预定于年内完成加桥工作。”（《泰东日报》1940.9）1941年11月，钢筋混凝土的柴河大桥建成了，大桥全长303.68米，桥面宽6米，共有桥洞21孔。成为了解放前柴河上最大的公路桥，当地人称它为东大桥。1941年12月14日，大桥进行了落成典礼，伪满政权说“柴河架桥乃于县境东南部治安产业莫不占极重价值”，实际上就是日本殖民者为了维持长期霸占中国东北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需要。有了柴河桥，日本鬼子镇压抗日武装的调动更加快速，日本人对东北的掠夺更加疯狂。当然也不否认，柴河桥为两岸人们的交通往来也提供了方便。
1999年2月，大桥被爆破拆除。
加载中，请稍候......
(2022-05-02 11:48:30)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