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心向党

       三原干校我有两大任务，一是学习，二是入党。现在想来毕业时其实只完成了一半。
       提起入党，还有一段特别的背景。早在单位时，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单位年轻人少，我又表现尚好，深得老同志的喜爱和同事们的好评，应该算是民意斐然吧。单位也推荐我参加县机关工委组织的积极分子培训班，组织在召唤，我踴跃主观，事情进展顺利而又自然。
      好事总是多磨。脱产外出学习，工委同志认为外出两年多，考察多有不便，并反馈县行人事股组织专干，专干碍于情面，显得有些为难，经反复斟酌后建议，单位出份本人鉴定，并给学校写份推荐函。再无良策，便只好作罢。
       学校的入党更加困难，每年入党名额十多个，全校上千名学生，还有教职员工，竞争压力不言而喻。也好，这倒成了我自律的戒尺和努力的源泉，多年后回忆时依然受益匪浅。心怀小目标，一切便不落伍！刚入学没有担任班、校干部，只是班团支部组织委员，交流和展示的平台自然小了很多，只好苦练“内功”。首先是纪律做表率。两年内，我早操几乎没缺过，即使全班仅剩四、五个人时依然坚守，从没迟到早退过，印象中几乎也没请过假，是不折不扣的好学生。其次是学习作标竿。这也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杀手锏了。再次，就是尽可能地参加校内外一切社会活动。其实我在一九九一年被评为陕西省第二届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而且是时任省常务副省长徐山林给颁的奖，这应该算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誊，以至于成为我后来天津学习时成人高考的加分项，受到特殊照顾。现在想来可能是自已太低调，有效资源运用不够充分吧。否则，情况可能大有改变。
       竞争的压力可想而知。起初，我们班写入党申请的同学有十五个人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算是“最后一个匈奴”了。按照组织考察，层层筛选吧，先是期中考试时剩下十二个人，考试后按照成绩又取掉两个人。而且班长考试作弊被学校通报，那可是最热门的人选。第一学年末大概只剩五、六个同学了。第二年便开始上党课，学校若不通知便视为被淘汰了，后选队伍人数越来越少，但压力却愈来愈大。到最后只剩两三个人时，胜率已经很大了。按往年常规，每个班若情况好可以有两个名额，至少我们职工同级两个班应该有三个。记得有次周末回家，母亲说，你入党的事学校外调去你舅家了云云，我深感意外，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组织似乎触手可及，然而意外比惊喜来得更早。碰巧，那一年入党名额锐减，学校教职工的名额占了以往学生的名额，对原有的积极分子只能忍痛割爱，我也自在其中。后来，校团委郑书记还找我谈过话，提醒要调整心态，继继乐观向上，保持“先进性”吧。
        最经典的应该还是那场比赛。有年七一前夕，学校组织党的基本知识大赛，共有八、九个小组参赛。和我一起组队的是九O一班澄城县和凤翔县的两个同学，学习功底那是自不用说的。赛委会前一天下午召开会议，透露比赛可能涉及党章的相关知识点，我们三人也是讨论紧急应对，谁具体熟悉这一部分，大家心里都没底。说实话，党章要背下来确实也挺难的，而且时间极为仓促，谁也没有十足把握。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碰面的时候，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说基本背过了，这只是谦虚的说法，我知道那其实已经烂熟于心了。赛场上我们也是一路过关斩掉，遥遥领先，尤其是面对教师队和普专班的穷追不舍，实力和策略并重，并最终如愿夺冠，名至实归。记得有一道题目是“世界上最早的红色政权是什么？”我无意中看到了老师手中的答案，先故作犹豫状，而后很快肯定地作答，这也算是那次比赛特别的记忆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毕业返回单位，我很快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并如期转正，所有都水到渠成，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