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生刀客|令狐琅

    在中国文化中，作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大抵有仙、山水自然、酒、梦等。在悲剧意识的消解功用中，最生活化的莫过于酒与梦，所以古代中国的文人大多嗜酒多梦；对仙的追求则比较难，因为没有所能依托的物什而全凭想象，浪漫主义天资得达到一定高度才行——如屈原与李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力量最强大的，或许就是对自然的观照、移情山水了。当然，在某个阶段，求仙问道与移情山水结合起来了；在某个阶段，酒梦也与山水进行了融合。

    自然山水其所以能够作为消解悲剧意识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它处在中国文化三大思想主潮儒、释、道的结合点上。儒家理想在铺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人生进路时，先留了一条后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就是行不通就退回来。从而这个理想不会在义无反顾的彻底进行中暴露出片面性、脆弱性，一般不会沦落到“进亦忧、退亦忧”的境地。穷本是悲剧，但穷也不能乱来，应独善其身，管好自己，保持应有的节操。要较好地独善其身，自然山水无疑是恰当的、具有物质实体属性的精神寄托。

    儒家善于从大自然中去发现与感悟，提倡自然物的比德功能。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一方面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理论，另一方面对其弟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逸情非常欣赏。在仕途失意时，哪怕是世人皆醉你独醒、举世皆浊你独清，你也并不是孤独的，你可以在自然山水中获得安慰和支持。于是，梅、兰、竹、菊、莲、松等自然物的品格气质被不断挖掘出来，最终在中国文化中成了高洁的象征。

    庄子用自然反对文化，描绘了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自己与惠子辩论鱼儿之乐于林濠之上，以一种与天合德的自由精神抬高了自然物的意义。特别是经过魏晋玄学的推进，山水自然居然成了“以行媚道”的畅神之物。仕途失意之人，可以在比社会政治圈更大的自然中去发现或营造一个快乐的精神境界。道家以一种新鲜活跃的自然为失意之人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仕途顺利，你可以信奉儒家理想去治国平天下；政治失意，你转向道家的人生观便能平息自己，使你不再那么愤激而牢骚满腹，反而能更好地做到儒家圣人所要求的安贫乐道。

    禅宗也崇尚自然，《六祖大师缘起外传》说惠能“游境内山水胜处，辄憩止，遂成兰若十三所”。禅宗的精义也往往用自然形象来表达“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禅宗从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中体会到宇宙生命的最深处，它和道家一样，以气韵生动的自然向失意之人昭示一种新的人生观，使失意之人通过移情山水而转悲为喜。

    道家和禅宗都以儒家所必然会出现的“穷”为契机渗入士大夫的心中，作为儒家理想的一种“补结构”，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所谓儒、释、道三家相生而并不相克、兼济互补的内容。道家和禅宗都以自然作为宽失意者之心的精神粮食，儒家理想信念所预设的那条“后路”也大抵如此。从缘起来说，儒家的自然是象征的自然，自然物只是参照物；道家的自然是天然的自然，道法自然；释家的自然是禅意的自然。从历史发展来看，从魏晋开始，儒、道自然融合为一体；到了唐代，儒、道、释三家自然融合为一，构成中国文化的自然。存在久远的山水自然，最终集合了儒、道、释三家精义，找到了一条恒久的移情山水的精神通道，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比较稳定的、持久有效的悲剧意识消解因素。

    但中国文人的移情山水毕竟只是一种被动的“紧急避险”，而非人们的初始追求，是在想不开处想开，从逻辑的通达到情感的怡然，所以内在的矛盾与游移从一开始就无法消弭。移情意味着把“我”所观的眼中之自然与浑然一体的宇宙的自然分割开来，人面对的自然不再是玄学或佛学世界的整体，而只成为个体的“自然物”和个别的“自然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