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选材的广泛性、多样性    

       古人说过：“一叶且合人意，虫声有足引心。”意思是说即使一片树叶也有可能符合作者的心理感受，昆虫的叫声也有可能激发人的创作灵感。用这句话来形容散文选材所能达到的细小精微的程度是很贴切的。事实上，散文的选材范围既可以小到一花一叶，又可以大到宇宙万物；既可以限制在一地一景，又可以扩展到万水千山；既可以凝神于此时此刻，又可以遨游于万载千秋。散文选材范围的广泛、多样性，实在是其它文体所难以比拟的。

       鲁迅先生说过：散文的“题材应听其十分自由选择”，这种题材更为优越的“自由选择”的权力一方面源于散文的内在特质，即散文最紧密地贴近生活，以直接、迅捷的方式抒发感受，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种特质使得散文作者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从形式上来说，散文的篇幅短小、形式活泼，没有定式，只要有心灵感受，任何事物都可以被选为写作对象，任何情感都可以宣泄表达，无须因为一个补丁、一条毛巾的小而放弃这个题材，只要它能体现作者的真情实感就可以作为散文写作的对象。西方人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关键在于我们去发现它”，我们说“人世到处皆有文章”，这两句话用于散文创作，反映的都是同一种思想：散文的选择有着广阔的天地，只要作者有一双“慧眼”，有一颗能感悟的心，就可能在这一方自由的土地上纵横驰骋。

       散文是一种言情的艺术，因此，散文的选材也就紧紧围绕一个“情”字。这里的“情”既可以指亲情、友情、爱情等各种人类情感，又可以指快乐、欣慰、痛苦、悲伤、孤独、寂寞、苦恼、愤怒等情绪。这些“情”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或蕴于人际关系、人的活动、人文环境中，或藏于自然现象、自然景观、寻常物体中。散文的选材可以涉及上述的方方面面。

       选择人际关系来反映人的情感是散文选材中较为普遍的现象。父子、母子、兄弟姐妹、长辈晚辈、朋友、恋人、邻里、师生甚至陌生人等关系都可以作为散文选材的对象。冰心善写母子之情，手足之情，徐志摩善写儿女之情，鲁迅的《藤野先生》反映师生之情，而朱自清的《背影》则通过对父亲送儿子这一简单事件的描写把父子之情书写的淋漓尽致，至今仍无数游子潸然泪下。作者以他一贯的平时的笔调描写父亲如何抽出时间送自己，如何照看行李、挑选座位，铺好座位、如何叮嘱自己、嘱托茶房，接下来就到了这篇文章的高潮——父亲给儿子买橘子的感人场面：父亲如何穿过铁道、如何艰难地爬上月台、又如何回到我身边。所以这些看是非常平凡的活动以及父子之间的简单的对话都成为作者看似不经意其实却精心描绘的对象，父亲的慈爱之心，儿子的拳拳之心如在眼前。作者选择的都是平常甚至琐碎的事情，读起来却真挚感人。这当然归功于作者的艺术功底，但也反映出写父母对子女的关怀的这种亲情类散文的永恒魅力，这种感情真纯博大而无私，极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整个人类社会是一张由各种人际关系交织而成的巨大的网，这张网上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作为散文选材的对象，只要其中蕴含有真情。

       散文选材的广泛、多样性还反映在它可以选择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作为写作对象：学习、工作、旅行、散步、睡眠、饮食、垂钓、狩猎、游戏、听音乐、看电影等都可以作为散文的题材。相比之下，写学习、写工作、写旅行的散文最多、最为人们所熟知，如培根的《论读书》，篇幅虽短，却道出了读书的真谛；又如朱自清的《威尼斯》向读者展示了威尼斯的风光。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琐事都可以作为散文的题材。台湾作家林海音的《捞鱼的日子》回忆二十多年前七个小女孩“捞鱼”的场面：

       捞鱼的日子是夏天，晚饭后，在张家墙外的街灯下有一个大木水槽，围蹲着七个小女孩，余家来了四个，夏家有三个，每人右手拿个纸网子，左手提着小额钱币。把纸网子捞破了，小额钱币花光了，再回家来要。家里的两对爸妈正聊得高兴哪，不希望小孩子打扰，让夏家的大姐姐发发好心，带领着小妹妹们，再拿一叠小额钱币，去玩捞鱼吧！有时候街灯坏了，没有亮，怎么捞鱼？夏妈妈就拨一个电话给路灯科，说：“喂，我这里是张家公馆，后墙外的路灯坏了。”这样说了，就会立刻来修，快得很啦。大家都笑起来，夏妈妈说：“我并没有说错呀！本来就是张家强外的路灯嘛！”

       作者通过对小女孩们“捕鱼”场面的描写引出自己一家与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一家人的深厚友情，抒发自己对过去时光的留恋和对“年华老去”的伤感。“捕鱼”这么一种孩子们的游戏被作者选择为抒写友情的题材，独具匠心而又意味深长。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过一套《中国文化名人谈丛》，其中有一册是《名人笔下的烟酒茶店》，抽烟、喝茶、饮茶、吃点心这些简单的日常活动被名家们选材为创作题材并写出脍炙人口的名篇，可见散文的选材实在是可以从极小极小的地方着眼的。

       人文环境同样是散文选材的重要范围。城市、乡村、胡同、里弄、教堂、寺庙、公园、住所无不可以成为散文写作的对象。巴金的《我的老家》写故乡的旧宅，写自己对它的复杂的感情；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写我国古代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命运，把它看做“一种极端艰苦，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探寻它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香港作家曹聚仁的《吴侬软语说苏州》写苏州风光、苏州小吃、苏州园林，以舒缓的笔调描写苏州生活的情趣、苏州园林的文化意蕴。而朱湘的散文《胡同》则把北京的胡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风俗，发掘出优美深邃的诗意：

       苏州胡同是北京人替住有南方人不管他们的籍贯是杭州或是无锡的街巷取的名字。弓弘胡同是与弓背胡同相对而定的象形名称。以后我们便会觉得这些名字是多么有色彩，是多么胜似纽约的那些单调的什么 Fifth Avenue,Fourteenth Street,以及上海的侮辱我国的按通商五口取名的什么南京路、九江路。尤其是苏州胡同一名。它的暗示力极大。因为在当初，交通不便的时候，南京人很少来京，除去举子；并且很少住京，除去京官。南边话同京白又相差的那般远，也难怪那些生于斯、卒于斯、眼里只有北京、耳里只有北京话的居民，将他们聚居的胡同，定名为苏州胡同了。（苏州的土白，是南边话中最特彩的；女子是全中国中最柔媚的。）梯子胡同之多，可以看出当初许多房屋是因山而筑，那街道看去有如梯子似的。京中有很多的马神庙，也可令我们深思，何以龙王庙不多，偏多马神庙呢？何以北京有这么多马神庙，南京却一个也不见呢？南人乘舟，北人乘马，我们记得北京是元代的都城，那铁蹄直踏进中欧的鞑靶，正是修建这些庙宇的人呢！燕昭王为骏骨筑黄金台，那可以说是京中的第一座马神庙了。

       司空见惯的胡同名字，在朱湘的眼里却有这么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甚至还能借以抒写作者的爱国情感。任何选材都是为体现作者的思想与情感服务的，选择人文环境方面的题材一般都旨在揭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作者在这方面的思考与价值评判。自然现象是散文选择的又一重要范畴。春夏秋冬、雾雨雷电、朝霞落日、清晨正午、黄昏深夜都可以作为散文创作的题材。朱自清的《春》描绘的是春天的明媚与轻快；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展示的是秋天的悲凉与庄重；梁遇春的《春雨》赋予“春雨缠绵”人生象征的理趣；琦君的《下雨天，真好》书写的雨天的优游与自在；巴金的《海上观日出》写的是太阳升起时的壮丽；而俞平伯在《东游杂志》中却如此描绘夕阳：

       海上看落照最美，一抹胭脂红在清苍底上面，渐渐地玫瑰红了，渐渐地紫了，终于暮色与海天相拥抱了，这又是一天！我凭阑西眺，心悠悠随着落日而西，借你底光辉，去照临黄河以西的，我底故土，在我底爱人面前，在我底朋友面前，致我今朝底感念哟！

       在这里，自然现象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成为作者主观情感的寄托所在。散文写作中选择自然现象为题材是很常见的，其主旨仍在于言情。

       散文的题材还可以选择自然景观的各个方面：可以选择高山平湖、江河湖海，也可以选择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描写了绍兴美丽的湖光山色；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则让读者见到了泰山的雄伟与奇峭。《雨中登泰山》中有一段关于松树的描写：

       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的境界的，却是那些“吸翠霞而夭矫”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的像盘龙柱子，在半空中展开枝叶，像是和狂风乌云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色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它们都让你觉得它们是泰山的天然的主人，谁少了谁，都像是不应该似的。

       作者的主旨是写泰山，但又在泰山这一大题材下一个局部里选择了松树这一小题材，散文选材的充分自由性由此可见一斑。

       如上所言只是散文选材的主要方面，散文选材的广泛性、多样性是举不完道不尽的。需要指出的是，散文选材的各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人的情感作为主线，始终贯穿于人际关系、人的活动、人文环境、自然现象、自然景观等方面，并且通过这些方面得以体现和表达。同样，人际关系体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而人际关系、人的活动又离不开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正如社会生活各环节与自然界的各方面息息相关一样，散文的选材基于其现实的物质与精神基础而无法简单地割裂为某一个层面，各个层面的融合如血与肉的融合一般密不可分。散文选材的广泛、多样性也正式建立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