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08年下半年，刚开完奥运会，我的老师韩毓海给我写了封信，说有篇李陀老先生推荐的稿子给我看看。信里还介绍，“晓丹师姐是《洛丽塔》的译者”云云。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于晓丹，但是看过《洛丽塔》，知道那是名著，教坏了不少人。而且老师推荐过来的稿子，肯定得使劲看，于是我就开始读这部长篇小说。

一看之下，感觉很好。到底好在哪儿，估计搞评论的专家，肯定能说出一套一套的，我也不是专家，并且一贯喜欢说点儿肤浅的。从阅读的角度来说，首先是觉得语言好，且不属于特好学的高中生那个层次的“好”——词儿多信息少——而是说得上纯文学意义上的好了。句子简洁，叙述却很绵密，而且有味道，又没有那种靠自恋撑起来的“劲儿劲儿”的感觉。作为一女作家，我觉得这挺难能可贵的。其次，小说的气氛我很喜欢，写的是80年代的北京，非常有“怀旧”的感觉。我是80年前后才出生的，那时候已然发育成熟的老同志，可能会觉得我这旧怀得有点儿不靠谱，无病呻吟，我的看法是，谁说有病才有资格呻吟？人人都有呻吟权。怀旧和回忆，可能是两个概念，怀旧这事儿，有情绪就行，不像回忆，一定要有切实的资源——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文艺青年到现在还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之类的电影。也许他们痴迷的是既非“民俗化”又非“国际化”的那个北京，那个中国，这个北京和中国存在于二十世纪50年代之后90年代之前。于晓丹的小说，在我看来，充满的就是这种气氛。

至于小说的情节，其实倒挺简单的。往恶俗了说，就是哥哥死了，弟弟想继承没过门儿的嫂子而不得的故事。主人公都是八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一言一行都充满了我想象中的“八十年代味儿”，当时我感觉，能把味道写得这么纯粹，真是太难得了。换个角度想，也许只有海外的作家才能写成这样，他们对于过往的中国既有记忆，又有距离，没多少现实中的关系，有的全是心灵上的关系，所以才能做到静下心琢磨、体味。严歌苓的好多长篇小说写得好，我认为也是这个原因。

我的第一感觉，这是一部靠“味道”取胜的小说。有点长篇版、女性视角的《动物凶猛》的感觉。至于学术界所谓“八十年代”这样的问题，当时到也没怎么琢磨。看小说的时候老琢磨这个，比较容易为不该兴奋的地方兴奋，该兴奋的又不兴奋，这会影响阅读，或影响我们对普通读者的揣测。

看完稿子以后，我就把它给了《当代》副主编洪清波老师。洪老师是八十年代的老大学生，又一直住在甘家口三里河那片儿，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比较喜欢这个小说的气氛。北京的文化人要是分得细点儿，大学的大院儿的二环以里的，各有各的“范儿”，趣味爱好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所以我猜他看这部小说，从年龄和生活经历上讲，会比我体味得多。

没过多久的一天晚上，洪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谈了稿子。他对这部小说也挺兴奋，主要还是说写出了“那个年代的人精神特质与现在的不同”，具体说，书中的八十年代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有在当时看起来叛道离经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往往出自于颇为宏大的理念，比如人性解放之类。这恰恰说明了当时的人“理念为先”的心态，这与今天的人是非常不同的。但他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比如最后主人公都出国了，心态也平和了，这个处理未必恰当，因为那代人心灵上的尘埃落定，未必是空间（出国）能解决的，主要的原因还是时间。另外小说的许多细节或多或少有拖沓的地方，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是阅读上的障碍。

于是我们把稿子送去终审，人文社社长潘凯雄也同意在《当代》上发表这部小说。作为初审编辑，我这才开始比较频繁地联系于晓丹。

当时她在国外，我就写了封信，请她和我联系。没过多久，她给我家打了个电话，我们第一次废话连篇地聊天。比较谈得来的人当然会有很多废话，人也会喜欢说废话的氛围。我在和导师师兄们聊天的时候总是废话居多，在编辑部也满嘴废话，我是在废话中变成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能跟女作者说废话，我很欣慰。当然废话之余，我也提出了我们的修改意见。更让人欣慰的是于晓丹痛快地同意改。改稿子和删节作品，其实是编辑经常遇到麻烦的地方，尤其是我一个小年轻，有时候腆着脸要求成名高手删改，不止一次弄得我也很难办，老作家也很悲愤。其实删改大多数都和作品的好坏没关系，往往就是出于杂志风格甚至是版面的需要。于晓丹能够理解，我表示感激。

于晓丹改稿子的同时，洪老师还向三八红旗手脚印老师推荐了这部作品。脚印是《尘埃落定》《历史的天空》和《暗算》的图书编辑，可见是真正的三八红旗手。她也很喜欢这部作品，我们决定在杂志发表之后，再出版小说的单行本。于是我又去了几次前楼（人文社分前后楼，杂志编辑部在后楼的拐角，相当于出版社的腋下，前楼相当于胸膛），和脚印讨论出书的问题。

这个时候有一个难题，就是小说的题目，原来叫做《棣棠》，乍一看我都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感觉是某种植物。后来才琢磨过来，是棠棣之花的意思，从郭老一个戏剧那儿来的，讲的是聂政刺韩相的故事，也是暴力美学。这个题目固然很好，但脚印觉得，就怕一般读者不容易接受，还需要找一个简单明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题目才好。于是我们又开始想题目，琢磨来琢磨去，最后脚印决定用现在这个题目，也就是《1980的情人》。这个题目虽然没有《棣棠》那么雅气，但也时间、内容、气氛都点到了，我觉得也挺好。

这些问题都确定下来之后，《当代》就在今年的第二期上发表了《1980的情人》，图书的出版，还在排版印刷的过程中，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书店见到了。

而这期间，于晓丹从美国回来，我们聚会过几次。第一次见面是去编辑部谈稿子，当时是冬天，我们约好在积水潭的解放军歌剧院那儿接她。等了一会儿，来了一个非常瘦的女同志，穿着现在文化界女性很流行的那种说风衣不风衣说袍子不袍子的衣服，我们就废话连篇地去了编辑部。第一印象，于晓丹是个在各方面都很讲究，但性格又很随和的人。她和洪老师聊了会儿稿子，浪费了一只鸡腿。这不怪她，我们的盒饭很不好吃，几乎所有人都要把鸡腿扔掉。

这时我们还知道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原来于晓丹在美国的工作，是一个内衣设计师。她的本职工作是在人体上搞创作，业余工作才是在纸上搞创作。

后来我们又聚会过几次，有一次是编辑部请吃饭，主要还是聊稿子，另外一次比较热闹的，是我们和韩老师以及李云雷在一起吃饭，大家还都带了家眷，吃狗肉。这个提议还是于晓丹和她的先生廖老师提出的，我还以为美国回来的人都已经不吃这一口了呢。可见他们并没有全盘西化嘛——当然也可能是在那边憋坏了，早琢磨着回来荼毒中国的狗呢。

经过几次聚会，我再次感到于晓丹是一个各方面都很讲究，性格倒很随和的人。也许这样的人正好适合写作《1980的情人》这样细致而大气的作品。作为一个年轻的编辑，我不仅相信年长的、品位不俗的文学界业内人士会看重这部作品，也相信年轻的普通读者一样会喜欢。各种人能读出不一样的好，这才是真正雅俗共赏的作品。

最后，祝贺翻译家、内衣设计师于晓丹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她已经证明了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