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认为，自由是一种客观状态，而不是主观感受。奴隶在客观上是不自由的，虽然他可能有“主观自由”的感觉。一个不自由因而客观上不幸福的奴隶，很可能生活在非常幸福的幻觉中。一个懦夫可以在内心幻想“自由”，而要真正实践自由，却需要走进现实，鼓足勇气参与政治的。因此，阿伦特指出，在所有参与政治所需要的品质中间，最关键的还是勇气。勇气的本质在于，政治行动者甘冒生命的危险，撇开私人领域的得失，进入公共领域。在阿伦特看来：“过于珍惜生命而阻碍了自由”，是“奴性的准确标志”。

在《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中，阿伦特再次强调，自由是积极投身于公共社会的“活动”的自由，即实践的自由，而不是内心的“自由”，这是自由的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定义。“活动的自由是行动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正是在行动中，人才第一次经验到了在世界之中的自由。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它由人们一起行动构成，并充满了和历史相仿的事件与故事——他们就撤离到了思想的自由中。”

阿伦特说，回避公共社会的不自由，而退缩到心灵的“自由”，实际上是极权时代的病态——一种斯多葛学派的态度。“当我们听说这样一种从‘世界中的奴役’向‘思想的自由’的撤退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斯多葛派的方式，因为在历史上，它是最有影响的方式。”她又指出“斯多葛派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种从行动向思考的撤退，不如说是一种从世界躲进自我的逃离。”

人在没有行动自由的时代，或许只能退而求其次；但在有思想自由，而没有行动自由（前者不可取代，也不能等同于后者）的时代，连苦难都需要通过“内思”而加以遗忘，那么，思想的自由也就实际上不复存在了。

中国的老庄哲学也类似于斯多葛派哲学，入世不成，遂躲避山林。譬如老子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元同。”意思是说，真正的智者是缄默不言的，而说出去就没有智慧了，所以要闭上嘴巴，把眼、鼻、耳都收拢起来，将思想尖锐的地方磨平，去除心中妄念，遮蔽外露光芒，打扮得跟普通人一样，才达到所谓“修道人”的目标。

可什么都不说不练，独善其身，闭门思过，这样的人，修养再好，得道再高，学问再深，有何用呢？入世维艰，故出世逍遥，享庄蝶之梦，图一己快乐，这样的人虽貌似自由自在，快活练达，可于世与人，无所补益的。老庄“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大有机会主义和老谋深算的嫌疑，因而是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和哲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软弱、投机与变节，和此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