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份的最后一天，本就逐渐变凉的天气里，却突然从北京传来一个更加冰冷的消息：就在前一天，也就是 2013年9月29日上午的7时30分，著名诗人牛汉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这个消息一下子让文学界尤其是诗歌界的人们陷入无边的沉痛和慌乱当中。那个时刻的疼痛，决不仅仅来自牛汉的家人。那几天，全国诗歌界一片鸣咽，诗人们纷纷拿起沉重的笔，在洁白的稿纸上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写下“牛汉”两个字。倾听外界，烛光一片，哀悼声声：“最有诗歌天赋的诗人”、“当代著名的编辑家”、“铮铮铁骨，诗人中的真汉子”、“华南虎冲出樊篱呼啸而去，汗血马完成他的跋涉”……

永远的枫树

“一个真正的诗人走了！”

这是集体的心声，也是集体的疼痛。

牛汉，原名史承汉，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先生一生与诗歌结缘，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2年发表在《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关注，1948年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曾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诗集《温泉》获中国作协全国新诗集奖；2003年获马其顿共和国“文学节杖奖”；2004年获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北斗星奖”；被喻为“七月派”的主力之一。他创作的《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等诗歌被广为传诵。

牛汉曾说，三四十年来，他一直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的诗。这种诗是对现实、历史、自然与理想等方面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与爆发而成，具有物象和可触性。牛汉还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如今的这一首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没有关系，都必须要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去写。牛汉更说，他和他的诗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这样一位诗人，我们该如何去敬仰？

更多的人佩服牛汉，看到他除了诗歌之外的另一面，是通过著名的“胡风案”。这个案件充分展现了他的正直与倔强。他的脾气，用他祖母的话说“就像家乡的滹沱河，平日里不像河，除去沙土，尽是石块。”在被“胡风案”牵连的25年里，他始终没认过错，也没出卖过任何人。胡风去世前说，“牛汉是个可依赖的人。”他也因此被别人誉为“诗人中的真汉子”、“倔强的诗人”、“一个被诗神看中的诚实的孩子”。

如今，这位在诗歌界诚实的、倔强的真汉子走了，而且是永远，这份打击让本就脆弱的诗人们情何以堪？

惟有追忆。

在听到牛汉逝世的噩耗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牛汉是当代诗坛领袖式的人物，随着‘七月派’最后一位著名诗人牛汉的逝世，一个时代真正结束了。”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牛汉先生去世，走得突然，令人伤感。他是中国当代屈指可数的杰出诗人，也是卓有成就的编辑出版家。他的回忆录《我仍在苦若跋涉》，值得一读再读。”诗人臧棣专门写诗悼念，“因为我们的生活需要/新的挖掘，你悼念过一棵枫树――/它是被砍倒的；在被砍伐之前，时光已为它的美丽/向我们支付了足够的租金……至少，在新的记忆中/诗，可以是另一把斧子。如今，在斧子和时光之间的技艺中，你变成了诗中的一株枫树。”著名诗人、评论家、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说：“我形容他是一棵大树，他的诗歌当中有很多树的形象，它们站在很高的地方，遭受雷电等各种各样的袭击，却顽强不屈，依然挺立在山的高处。”

《贵州文学》专门进行了征集悼念诗人牛汉的诗歌精品展，一位诗人写道：“几十年来/桂林动物园的那只老虎/仍安详地卧在我心里/他趾爪上的鲜血/一直滴到今天/我的记忆都被染红了”又一位诗人写道，“我和草木一起哆嗦/和山丘一起低下头颅/但我没有眼泪/只有深深的思念和感激。”更有人忍不住发出慨叹：“今天，中国没有诗歌/即使一张清白的稿纸/也应愧对你/不必多说的眼睛。”

所有的人，都疯狂地悼念一棵枫树，悼念一位诗人。

诗人追忆诗人

写诗的人，追忆一个人的方式总是那么绵长而浓烈。

牛汉的追悼会2013年10月9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举行。那天，《映像》杂志社专程赶往并献上硕大的花圈。诗人寓真也怀着沉痛的心写下一副挽联：苦难玉成烈牛，忠勇感华夏；丹血浇铸铁汉，钜作耀诗坛。诗人郭新民更是亲赴北京，送先生最后一程。

牛汉与《映像》杂志的交情由来已久。《映像》杂志社社长边新文首先是一名诗人，早在13年前，他与牛汉便因诗结缘。2000年，《诗刊》社为边新文举行了作品研讨会，令他想不到的是，主办方在研讨会上不仅请来的当时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著名作家张炯等人，而且还请来他早已崇拜的诗人牛汉。更让他想不到的是，牛汉在研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对边新文的诗歌大加赞赏，不断表扬他为家乡争了光。他对在场的人讲：“读边新文的诗，明显能感受到其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对人生与诗的感觉，体现出浓厚的民族传统熏陶下精致典雅的风格。他的作品树立了一种新的文化形象，为我们山西的乡土传统和文化底蕴作出证明。”就是这一次研讨会，拉近了两位诗人的距离，让他们忘记了年龄上的差别，成了真正的“忘年交”。此后两人不仅常常写信，打电话，还多次见面，谈诗歌，谈家乡，也谈人生。

边新文说，两人这么有缘，除了诗歌，或许还因为两人的家乡离得很近。牛汉是定襄人，他是五台人，而且两人童年都有过到五台窑头背煤炭的经历。所以每次一聊起，总会兴致盎然。牛汉先生还亲口对边新文说过一段民谣：“山汉，山汉，窑头背炭，一背背到建安，老鼠啃了屁眼。”边新文说他永远忘不了两人边说边笑的欢乐场景。

如今先生走了，边新文在黯然神伤之际，常常找出当初先生寄给他的信件，一遍遍细读。他说有些信先生写得很长，很真诚。如今先生走了，然而先生风骨犹存，与先生的友谊，更会长久珍存。

诗人寓真与牛汉也有着深厚的交情，他念念不忘2007年在纪念中国新诗诞生九十周年“中国诗歌太原论坛”时见到牛汉的情景。他说当时先生已经是85岁高龄，家人一再劝阻他此次回乡。然而报到那天的下午，牛汉却突然打来电话说要在儿子的陪同下回乡。这一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让大家都异常兴奋。当晚10时，寓真与几个诗友在机场如约等到牛汉先生。一见面，牛汉就用一双有力的大手猛地握住寓真。此后多少年提起，寓真都依旧能感觉到那双手的温暖与力量。

翌日上午的论坛开幕式上，牛汉先生饱含深情地说“我回来山西，回来我的老家，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我对诗的感情，对家乡的感情。我常常想起妈妈，想起家，我对家乡的感情是永恒的，永远不能背叛我的乡亲，就像艾青不能背叛他的保姆，他的大堰河一样……”至今每每说起，寓真都无比动容。他比喻先生的每一句话都如黄土般淳朴。他坦言，原来只知道牛汉是个历尽苦难的铁汉，却没想到他对故乡的怀念和依恋竟是那样深沉，甚至有着那样缠绵的情结。于是不禁一遍遍感慨：“这才是真正的诗人！”

寓真回忆说，“太原诗歌论坛”举行了两天，牛汉先生始终在会上，毫无倦意。离开的前一晚，还应邀为他题写了“诗季人生”四个珍贵的字。写毕还微笑着说：“山西的土地是黄色的，长出的庄稼是绿色的。”

寓真说，就是这一句富于哲理的话，让他更加懂得故乡的意义，懂得了诗的根源。先生的四个字，他也如宝贝般一直珍藏着，并将永远珍藏下去。

        牛汉为寓真题写“诗季人生”

听到牛汉去世的消息时，诗人郭新民说他“半天没缓过神来。”他坦言，虽然早就隐隐感到这一天迟早要到来，但临到眼前，还是忍不住长叹：这一去，山高水长！这一去，天人永隔！一想起再也无法聆听先生的教诲，再也不能得到先生的厚爱，悲从中来，实是思情难禁！

郭新民说，牛汉先生与他既是同乡，也是他诗歌启蒙路上的引路人，更是他最为敬重的诗界前辈。与牛汉相识、相交近三十余年，两人的感情自然无比浓厚。说到牛汉先生的人品，郭新民历历在目：“2007年，我在长治与《诗刊》社联合举办“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朗诵会，会前我试着邀请牛汉先生，结果他一口答应欣然赴会。记得那天，先生兴致很高，席间与众诗友把酒高歌，言谈甚欢。观看完晚会后，他还与大学生相互交流探讨诗歌和文学艺术创作，气氛甚是热烈，大学生视他为一位慈祥的长者，而他也没有端一丝一毫“大家”的架子。回到住地，不顾劳累，又应同行友人之邀，挥毫泼墨。85岁的老人，硬是站着写了一个多小时，那天包括宾馆服务员都见者有份，令众人“满意而归”。先生对我更是厚爱有加，特地为我的诗歌集《大地》题写了书名，还另外专门为我书写了两帧条幅。2004年，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诗歌学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届“艾青诗歌奖”颁奖典礼，牛汉先生亲自为我颁奖，并与我倾心交谈，那种长者对晚辈后学的慈爱、包容、激励，令我永生难忘，在我灵魂深处刻下深深的烙印。”

郭新民说牛汉“就像一位圣诞老人，只讲付出不求回报，带给人们无限的欢乐。”在先生身上，最可宝贵的不是他经历了多少苦难，而是在苦难之后仍能笑对人生，从不向命运妥协的豁朗与达观。

多年前，在长治市的“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现场，牛汉先生的一声“小潞潞”，多少年来久久萦绕在诗人潞潞的心中。

说到与牛汉先生的相识，潞潞清楚地记得那是1985年5月，当时他去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办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莫言、刘索拉、马原等也在会上。期间，潞潞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地下室招待所看山西作家郑义时，在楼门口碰到一个高个子中年人。郑义介绍说这是诗人牛汉。那一刻正是中午，牛汉可能下班回家，怀里还抱着一摞书。作为一名写诗的人，他当然知道牛汉的大名，只是没想到相遇的这么突然。就在他愣神之际，牛汉竟冲他大声说：“我知道你，我们山西的青年诗人么。”

潞潞说那时候牛汉已经六十三四岁年纪了，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岁。也就是那段时间，由牛汉先生编发了潞潞的一个组诗，在《中国》杂志发表。潞潞说当时的刊发位置很靠前，依稀记得排在北岛的后面，排在朦胧诗人江河（不是欧阳江河）的前面。之后，很有些不好意思的潞潞与牛汉说起此事，并且说那些诗写得不好，牛汉却认真地鼓励他说：“我喜欢你的诗，大胆写吧！”

潞潞再见牛汉时，先生已经坐上轮椅。但那中国诗坛“老骨头”、“硬骨头”的形象却依旧。

如今忆起先生，潞潞也只能感慨万端说一句：“我们想念你，诗人！”

诗人柴然说，牛汉在他心里一直是“留在大风中的形象”。认识先生的时候，柴然还是迎泽宾馆的一名小服务员。那是上世纪80年代先生办《中国》期间，回山西开“黄河笔会”。一个夜里，牛汉让人把柴然叫到房间，专门说到他寄给刊物的诗稿，先生说就是想见见他，但稿子还没有达到《中国》的选稿水平，不能发。那天晚上，牛汉还送给柴然几本《中国》。回北京后，又把之前出版的一并打包寄来。此后刊物每期出来都会寄给柴然，从双月刊变月刊，从厚本变薄本，直到它被叫停。

柴然说，读《中国》的情景，历历在目。不仅他本人期期通读，在一起的几个好友都找他借阅，交流每一期的读后感。在那个年代，可以说它构成了诗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在《中国》出现之前，柴然是通过《诗刊》年度获奖诗《华南虎》而走近牛汉的。柴然此后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牛汉，是在2007年11月的“中国诗歌太原论坛”上。他说那次牛汉看上去整个人显得小了一圈，看上去很有些疲倦，因此两人几乎没有交流。然而平生对照相缺乏兴趣的他却特意叫来旁边的朋友，替他与先生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诗人柴然与牛汉在2007年11月的“中国诗歌太原论坛”上

注：本文发表于《映像》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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