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2014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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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公益是公民道德层面的要求，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相比普通公民，社会对慈善公益人士的都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在中国，做民间公益面对的诱惑会比在其它公益组织更多。也许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民间慈善公益组织一方面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一方面也因为缺少监管，发展中确实存在问题。而社会公众对于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大多抱着信任与放任的态度，不出事人人点赞，出了事人人骂娘。

    据新华社报道：3月22日，民间公益组织“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成员李劲松因涉嫌敲诈勒索盗捕江豚的渔民一万元，被岳阳县公安局拘留。而在此前，他以热爱江豚，甚至无偿使用自己的车辆用于保护工作，而被人点赞。

        渔民之所以愿意给李劲松“一万块”，恰是因为岳阳市渔政部门因为“无暇顾及”“偷懒”而给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成员李劲松行政“越权”的空间，以至“度让”这种权利的可能。

     一个慈善公益组织的成员为一万元就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尊严，我们必须检讨的是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首先，这显然不是关闭或严控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生存空间就能解决；其次，如果当地渔政部门继续“偷懒”，这样的事情不发生在民间慈善公益组织身上，也会发生在执法的“临时工”身上。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的李劲松辩解，而是希望整个社会能展开讨论，找到问题解决的办法。慈善公益组织的水平和一个社会的管理水平、文明程度和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在李劲松看来，他觉得自己很“委屈”，他“敲诈”的“一万块”并没有用于满足个人所需，而是用于“工作车辆”的维修，用于慈善公益本身。

     慈善公益本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出于自愿的互相帮助，参与者可以选择参与或不参与，社会对于慈善公益人士，不管他做出的贡献是大还是小，都应随时拥有做与不做的自由选择。而今天，我们的社会慈善公益还处于“相互道德绑架”的时代，捐赠者、慈善公益人士和民众彼此之间不自觉地“沦陷”在这个怪圈中。

    正是因为“道德的绑架”，一些慈善公益组织在遭遇财务困难的时候，大多会采用变通的办法来解决，而捐赠人甚至是政府监管部门也为了看到“公益成果”也默许了他们的“市场化变通”。

    市场是一个工具，有人用它行善，就有人用它作恶。这形态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就是当一些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因为“涉嫌违规”遭到社会质疑的时候，采用的办法不是痛痛快快“晒账本”而是说“自己毕竟救了孩子”大打苦情牌，绑架社会公众。

     据新华社报道，“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管理混乱的财务支出详单中　总计170万元的负债支出中，有142.22万用于宣传，而巡湖费仅24.3万元，而协会自成立至今所得募款还不足100万。保护江豚的形式有很多，没有钱，可以靠人做街头宣传，选择“负债行善”，并且还付出触犯法律“涉嫌敲诈”的代价，看着这新闻总有些不忍，“快乐公益”为什么他们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苦呢？

    所以，当我们批论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内部管理存在诸多问题，隐藏极大风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想想这个社会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究竟遇到什么问题？虽然，李劲松“涉嫌敲诈”可以解释成个人道德修养的问题，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保护江豚”的热情和为此作出的贡献。

    至于他为什么能“涉嫌敲诈”，其实政府慈善监管以及渔政当局“偷懒”也很关键。慈善公益是道德赋权的“公权力”，而如何约束这种“公权力”需要的不是谩骂和道德批判，需要的是理性的讨论并提出解决办法，这显然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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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4/05/07/3158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