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博物馆的汉代“白马作”毛笔

    2019年5月16日至7月21日，由国家博物馆、甘肃省文物局和甘肃省博物馆主办、敦煌研究院协办的“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 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开展，共展出甘肃省42个文物收藏单位精选的516件（套）文物，包括一级文物322件（套）、二级文物94件（套）、三级文物42件（套），珍贵文物占比高达88.7%，这是历年来甘肃省文物展览中数量最多、珍贵文物占比最高的一次大型展览，也是央地博物馆交流合作与共建共享的重要成果。

    在这次展出中，有一件体积小而又吸引众人目光的明星文物：“白马作”毛笔。

    初次看到“白马作”这个词，不知其是个什么意思，或以为是旧时作坊的名称。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支汉代的毛笔，“白马”乃是制笔工匠的姓名，其文物价值十分珍贵。

    此话追溯到1957年，在甘肃省武威县磨嘴子一带出土了一件毛笔（笔头残），笔杆为竹制，落款“史虎作”。1972年又在这里的49号汉墓出土了一支完整的毛笔，笔杆上落款为“白马作”。

    当时，和“白马作”毛笔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长方形扁木匣，内装一块长方形薄石砚。这支毛笔是我国迄今为止所有出土汉笔中保存最完整，制作最精良，并刻有笔工姓名的一支笔，由此而蜚声中外。“白马作”毛笔当时被专家公认为是我国汉代毛笔的代表作，后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为国宝级文物，成为迄今甘肃省的16件国宝级文物之一，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磨嘴子是个什么地方？

    磨嘴子与旱滩坡齐名，都是甘肃省武威市境内的著名考古地。磨嘴子在现武威市城西南15公里处。这里是祁连山北麓的丘陵地带，一眼望去，是一片寂静的荒野。但细看远近，地势起伏，西依山顶，东接沃野，其间阡陌纵横，有杂木河流过。按照中国古人的观念，这里风水很好，便于人类居住、生产和生活。因此这里不仅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还有规模庞大的汉代墓葬。磨嘴子以出土过大批汉简、木雕、丝、麻、草编织物等重要珍贵历史文物而闻名于海内外。可见早先这里并不寂静，是一片人类生息繁衍的热土。1963年11月，磨嘴子被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磨嘴子汉墓群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1955年和1959年甘肃省考古部门先后2次发掘，共清理汉墓37座，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第6号墓出土了9篇《仪礼》竹木简，首尾完整，次第可寻；第18号墓出土了王仗和“王杖十简”，编为1册，完整无缺。这些出土均为建国以来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为研究汉代经学、版本学、校勘学、古文字学、简册制度、礼俗以及尊老、养老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轰动了史学界。这些文物发现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武威汉简》一书并正式出版，同时在各种考古刊物上相继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

    1972年在磨嘴子汉墓群再次清理发掘汉墓35座，出土大批陶、木、漆器以及丝、麻、草编等物。特别是48、49、62号3座墓出土的大型彩绘铜饰木轺车，推算天文历数的木质仪器式盘，有铭文的漆耳杯，苇席胎套色印花绢箧，六博木俑，有铭文的毛笔、砚台等。木质仪器式盘的发现，对研究古代天文、历法或复原已失传的天文仪器，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1981年以来，在磨嘴子又发现了“王杖诏书令”木简26枚，这是继“王杖十简”以后，又一次王杖简册的重要发现，解决了千百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围绕“王杖”史学界提出的很多问题，经整理研究收入《汉简研究文集》。此外，还出土有汉代龟形铜壶等稀有文物，发现两座汉代壁画墓，为我国早期绘画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2005年7月，考古人员在磨嘴子又发现了一处距今约4000年的甘肃仰韶文化马厂期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次共发掘仰韶文化马厂期墓葬76座、灰坑43座、居住遗址8座、窑址6座，出土的器物有彩陶罐、陶球、纺轮、石斧、石棒、石刀、骨珠等，另外还有一件珍贵的彩陶壶。

    可见，磨嘴子不仅是古人眼中的风水宝地，也是我们今天考古工作的一处丰硕宝库。    

    那么，一支毛笔何以如此珍贵呢？

    因为毛笔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写、画主要工具，也算是我国独有的文化用品。早在新石器时代，在某些陶器上绘制的纹饰中，就发现有使用毛笔时特有的笔锋。可见，毛笔的使用比汉字的产生要早。中国自有文字以后，毛笔就成为最早的、最方便的主要书写工具。而中国汉字与中国毛笔，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中国自甲骨文以后，早期的文字形态，因为使用毛笔书写，而变得笔画粗而圆润，写字如画字一般。后来由于毛笔的普及和发展，汉字也演变的笔画讲究，粗细有致，笔锋分明，字体遒劲，韵味无穷；而正是由于汉字的普及使毛笔的制作也进一步规范起来。同时，毛笔也是中国画的创作工具，沿用至今。可以说毛笔虽小，它却是记载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主要器具。

    毛笔的使用，由于时代久远，春秋以前实物已经寻觅不见。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毛笔，是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春秋时期的毛笔。还有1983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墓出土的两2支毛笔，为秦始皇八年(前239年)下葬。这些都为研究早期的毛笔使用，提供了实物。

    春秋和战国时期人们对笔的称呼各地不一，有“笔”“聿”“拂”等多种叫法。至秦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后，才将笔的各种名称统一称作“笔”。相传秦将蒙恬曾在善琏村取羊毫制笔，被当地人奉为笔祖。据说蒙恬的夫人卜香莲也精通制笔技艺，被后人供为“笔娘娘”。

    汉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更由于纸的发明，促进了毛笔的进一步改进，笔的形制逐渐成熟。毛笔制作商业化，工艺技术趋于分工化，产品考究、精细，种类和型号繁多。传说路卮是当时的制笔高手。汉代制笔头的原料除了兔毛之外，还有羊毛、鹿毛、狸毛、狼毛等混合制成，硬毫软毫并用。同时，笔管的质地和装饰也丰富起来。史书记载，我国著名的宣笔就发明于汉代。汉时有“天子笔管以错宝为附”的规定，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就有: “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可见，彼时的毛笔，不仅是书画工具，还成为供文人雅士们把玩、收藏的工艺品。

    当时，因为笔杆较长，出门携带不便，人们还会将毛笔簪戴在头上，除了携带并作装饰之用。汉代官员们常将未蘸过墨，或用后洗净的毛笔尾端削尖，并髹之以漆，插在头上以备记事，俗称“簪白笔”。“白笔”即指未蘸过墨的新笔，以新笔作簪用，故名。

    “白马作”毛笔通长23.5厘米，为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与王充《论衡》所言“一尺之笔”长度吻合。杆长21.9厘米，中空竹质，浅褐色，精细匀正。笔杆中下部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刀法工秀整齐。汉代仍保持着“物勒工名”的手工业传统，“白马”当为制作这支毛笔的工匠名。笔头长1.6厘米，嵌笔头处略有收分，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笔芯及笔锋用较硬的紫黑色毛，刚柔相济，富有弹性，体现了笔头中含长毫，有芯有锋，外被短毛，便于蓄墨的汉笔特点，很适宜于在竹、木质地的简牍上书写。笔杆前端掏空，用以放置笔头，外扎丝后髹漆以加固。整体来看，“白马作”笔形已与今天的毛笔差别不大。

   此笔之尾端削尖，很显然是为了簪插。从发掘情况来看，出土时毛笔位于墓主人头部的左侧，这正可印证汉代文职官吏“簪白笔”之制。

    与毛笔相对应的是墨，无墨则笔徒有其名。1959年在磨嘴子汉墓还曾出土了一块丸墨，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此丸墨高4.5厘米，底径2.8厘米。略近圆柱体，顶部渐收分成圆弧。底部为平面，且有磨用过的痕迹。墨色乌黑透亮，研化后写于简牍经久不灭。这块墨是现存最早的块状合成墨，为汉墨中所罕见。墨早期是利用天然的石墨或蒸煮后的炭灰，到了秦晚期出现了调制成型的墨丸。汉墨的基本原料一般采用松烟或桐油烟，墨性浓黑而又光洁。

    回顾历史，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承几千年而熠熠生辉，这与她浩瀚的文字记载不无关系，而文字的记载，又大多离不开书写工具。中国毛笔，正是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承担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毛笔在长久的使用中，还产生了人类文明独一无二的一门艺术——中国书法。

   “白马作”毛笔无疑是汉代我国书写艺术大发展的时期产物，它不仅是中国书写工具的真实物证，也是2000年前中国制作工艺的见证，是文化形态的见证，是手工业制作规范制度的见证。由此，它被确定为国宝级文物，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