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仲池诗集《敬礼　以生命的名义》的接受之旅

　　　　　　　　　　　　　　　　　　　王珂

5·12汶川大地震震醒了一个诗的王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各行各业的人都拿起诗笔，抒发被压抑的情感，描写被感动的心情。即使是我这样多年不写热情的诗歌，只写冷静的学术论文的新诗学者，也在 2008年5月18日18时写了一组诗《献诗2008――献给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师生》。在《献给死难的学生》中，我写出了自己非常真实的悲痛心情：“于无声处　没有惊雷响彻／一个个年轻灵魂鱼贯而出／优美的姿态让活着的心灵／酸楚　疼痛　煎熬　无助……”。写这首诗时，我真正明白了“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这句名言的含义。我为谭千秋老师献上了《献给为护在书桌上保护学生而牺牲的老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蚕宝宝们还活着／你成了一具僵尸／一座热情的丰碑……你的肉体灰飞烟灭／那张被砸碎的书桌／永远镌刻四个大字／师道尊严”。

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在抗震救灾的岁月里，诗人何为？在国家民族遭受巨大灾难时，诗人如何尽到责任？”在这次大地震中，诗人的表现，特别是他们空前强烈的参与意识让我震惊、让我自豪。从90年代开始，中国新诗界的个人化写作倾向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私人化写作狂潮，新诗人的公信度迅速降低，新诗甚至被人认为是“百年之骗”，出现了著名诗人被“恶搞”的特殊现象。但是这次新诗人的表现却向国人证明了新诗的魅力和新诗人的魅力，证明了新诗人在国难面前是“有所作为”的，他们有“共赴国难”的勇气，是“大有作为”的：有的诗人亲临一线当志愿者，如祁人、洪烛、王明韵等诗人5月22日到成都火车站当志愿者搬运物质。更多的诗人坚守自己的诗人岗位，通过诗来宣传救灾，安抚受伤的心灵，如广州、重庆等地的诗人主办了赈灾募捐诗歌朗诵会。中国新诗界也破了创作速度、创作量、传播速度等多项纪录。地震刚发生就有大量诗人写诗，很多诗人破了自己在同一时间写诗最多的纪录。全国产生的新诗总量空前。有的震灾诗选10天内就编辑出版，震灾诗传单传得更快更广。从这则来自《燕赵都市报》的“消息”可以以一斑窥全豹：“‘六一’儿童节前夕，为了给汶川大地震灾区的孩子们献上一份特别的礼物，本报发起了‘把最动人的诗歌献给汶川大地震中的孩子们’诗歌征文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仅仅十几天的时间，饱蘸深情的诗歌从四面八方向本报编辑部涌来，据统计，来稿已达2000多份，约8000首诗歌。这些应征诗歌来自省内以及全国20多个省份，有大学教授，幼儿园小朋友，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等业余诗歌爱好者，许多一度沉寂多年的全国著名诗人寄来了他们的新作，有的诗人甚至一次寄来了几十首献给灾区孩子们的诗歌。”[1]新诗确实如一些媒体所言成了国人的“心灵的火把”。

但是由于新诗文体和新诗人自身存在的弱点等多种原因，如新诗文体比较粗糙，一些新诗人的学养和创作技巧比较差，并且大量诗作并非出自专业诗人之手，这支“心灵的火把”并非那么美丽。2008年6月4日，我在《震灾诗的写作策略：情感性＞艺术性＞思想性――近期震灾诗读后“坦言”》中结论说：“5·12汶川大地震带来了国人情感的大喷发，震灾诗如缤纷落英扑面而来。不仅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更是为了‘情感的需要’。我这位职业的新诗研究者过起了‘震灾诗歌月’。尽可能多地从博客、QQ群、BBS、短信、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各种渠道获取诗作，不到一个月，至少读到了上千首诗作。作为一位沉浸在痛苦之中的凡人甚至诗人，我格外偏爱那些直抒胸臆的“抒情诗”，会让我感动得掉泪。但是作为专业的诗歌研究者和追求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文化人，我不得不从情感的小圈子中跳出来，适当重视诗作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尽管我也认为在这次‘神州大救灾’中新诗诗人和新诗‘表现优秀’，……面对‘如火如荼’的‘诗歌运动’，我的感觉并没有目前绝大多数诗歌界人士感觉的那么好。如同一把双刃剑，这次灾难让诗人们，特别是那些沉湎于小我情感倾心于个人化写作的诗人们恍然大悟出直面人生重视现实尊重感情珍惜感受甚至‘取悦世界’的诗歌写作是多么的重要，但是过分忠实生活就会失去想象力，过分迷恋现实就会失去思想力，从众心理过重就会失去独立思辨的能力，情感至上者甚至精神忧郁者更会失去理性的判断力。即使在诗歌创作中，激情太盛也会扼杀诗美。……这次‘震灾诗歌运动’更是浪漫主义诗风的巨大胜利。即使是一些被称为好诗，甚至在民众中广为流传的‘好诗’，几乎都沾了‘情感’的光。在特殊时期，‘悲伤出诗人’、‘愤怒出诗人’这些结论都是对的，在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救人’比什么都重要的强调‘效率’的时代，诗人们确实有理由追求‘短平快’，拒绝‘闭门造车’‘精雕细作’，甚至追求诗的‘宣传功能’也十分必要。但是，诗人的‘非在场写诗’毕竟不同于救援人员的‘在场救命’，对时效性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何况在这次地震救灾中，从废墟中救人的难度、专业性和技巧性绝对不比写诗低，在专业化程度上绝对会让诗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感。那些专业救援队员们既知道分秒必争，更知道‘精雕细琢’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更有助于打通生命通道。有的救助时间长达数十小时。在我读到的上千首诗作中，滥情甚至矫情之作较多，情感性、艺术性和思想性兼顾的精品较少。有的甚至出自一些名诗人之手。主要原因是诗人们把地震救援队的‘时间就是生命’迷信为‘时间就是好诗’，严重缺乏中国国家地震救援队那样的‘专业’精神和日本地震救援队那样的‘职业’道德。‘诗歌运动’有利于新诗的繁荣，至少可以让国人更近距离地接触新诗，让诗人更重视读者，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诗人在公共空间中的负面形象。但是群众性的诗歌运动或者专业诗人的‘跟风式’、‘完成任务式’的‘诗歌写作运动’产生的粗制滥造的诗作更容易败坏读者的胃口，影响新诗及新诗诗人的‘艺术’声誉，压缩其在文艺公共空间中的‘生存空间’。……在灾难发生的最初日子里，人们的情感阅读目的远远大于审美阅读目的，谈论艺术技巧是奢侈的、不现实的事情。但是对那些专业的诗人，特别是对那些地震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开始进入‘生产重建’时期的诗人的写作，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震灾诗的写作策略：情感性＞艺术性＞思想性。……在猝不提防的大灾难来临时，强调‘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很有必要，涌现大量‘情感至上’的诗作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大灾难发生数十日后的今天，还推崇‘悲伤出诗人’、‘悲愤出诗人’、‘任务出诗作’、‘速度出诗作’，还轻视诗的艺术性和创作规律，忽略诗人的自由思想，那样的‘诗人’就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了。”[2]

我始终认为：即使是写震灾诗，也必须坚持这样的基本原则：诗必须是诗，诗人必须以诗人的方式言说。

在这样的阅读心境和接受心理中，我收到了谭仲池的诗集《敬礼　以生命的命义》。我一看诗集，大吃一惊：居然有诗人写了一本震灾诗，我知道很多诗人都在写，但写了这么多首并结集出版者，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动作真快，不到一个月就推出了国内第一部个人震灾诗集。

我打开了诗集，读到了作者的前言《悲歌一曲动地来――致读者》的一段话，我产生了阅读冲动，一气读完全书，产生了写这篇文章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