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谭仲池诗集《敬礼，以生命的名义》

龚政文

               （一）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如今我们要说，作为一个诗人，汶川大地震以后，不写诗是可耻的。

一场大地震，把诗人震醒了，让诗歌复活了。

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坛，是如此的平庸乃至堕落。诗人在杀人后自杀，诗歌在意淫后自淫。诗人放纵了自我，自外于社会，于是社会和大众也抛弃了诗歌。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诗歌刊物印数寥寥无几，有几个写诗的人为圈外人所知晓？试看近几年的诗坛，除了因赵丽华的口水诗而泛起的喧嚣，除了因裸体诗朗诵而爆出的丑闻，还有什么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当然，客观地说，一个日益程序化、工业化的社会，与诗歌是格格不入的。在当下中国，多少人在梦想诗意地栖居，却过着毫无诗意的生活。经济平稳发展，生活波澜不惊，缺乏足以拷问灵魂和撕裂精神的重大事件，也是诗歌低迷的重要原因。

汶川大地震改变了一切（也包括此前的南方冰灾）。这一场生命的浩劫、这一幕人间的惨剧，对于罹难者、受伤者和他们的亲人，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个国家，无疑都是不幸的。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愤怒出诗人，苦难是文学最好的助产士。人们不希望灾难发生，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既然灾难发生了，如果它不能让文学产生震撼，从而有所行动，从而结出一批果实，那灾难真可以说白发生了，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要保持对生命的敬畏，纳粹大屠杀对生命的践踏容不得诗人去浅斟低唱。同样，说汶川大地震后，不写诗是可耻的，也是要表达对生命的尊重，数万生命的瞬间毁灭和拯救生命的巨大努力，需要诗人站出来发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欢呼汶川大地震后如火山喷发般的诗潮，我们欢呼谭仲池诗集《敬礼，以生命的名义》的出版。

（二）

在我的印象中，谭仲池虽然长期从事着毫无诗意的行政工作，但他是一个从不缺乏诗意和诗情的人。这些年他陆续出版的近20本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和数十首歌词可以证明这一点。当那些专业作家都不再谈文学也不再弄文学时，他仍然保持着对文学初恋般的炽热追求，仍然利用一切公余时间，随时随地从事写作，实在是太难得了。

即便如此，谭仲池也承认，“这些年来，我很少写诗”。而地震的撞击将他的诗情激活了，使他的诗性复苏了。尽管面对巨大的灾难，诗人经常哭泣，经常无语：

读诗的人哭了

听诗的人哭了

写诗的人哭了

诗也哭了

……

我真不知道，如此巨大的悲痛

该如何倾诉，如此壮阔的救援

该如何表达，如此顽强的生命

该如何祈祷

                        ——《诗在哭泣》

    尽管他知道“写这种素材的诗  怎么写/也会苍白  浅薄”（《生命的印记》），然而，“总有一种心情在寻求表达”（《大爱无疆》），如果诗人不能前往灾区救援，那就写诗吧，用写诗来做一个志愿者，用写作来参与一线抗灾工作。“诗歌也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但此时的表达，也许可以记录今天的中国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是如何的不屈和挺立”（《悲歌一曲动地来》）。他每天读报、剪报、写诗。写心中的悲痛，心中的震撼，心中的感动，心中的振奋，心中的祈祷，心中的思考，心中的祝福，从5月12日到5月28日，短短16天时间，他竟创作了72首以地震和救援为题材的诗歌。这些带泪带血的诗歌，甚至被他看成“一生中真正的诗的心声”（《悲歌一曲动地来》）。

这是一种宝贵的担当意识，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入世情怀。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到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关心民瘼、积极入世从来就是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谭仲池的这一次诗歌行动，继承并光大了这一传统。

（三）

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倾诉，生命对生命的歌吟。贯穿整本诗集始终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

如果说以人为本是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那么以生命为本就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么文学也是生命学、情感学。正如作者在一首诗中所写的，“有什么比生命珍贵/比用生命拯救生命伟大”（《生命的印记》）。

“为生命歌吟”，这是谭仲池的题签。用全部心血，灌注整个情感，为逝去的生命唱一曲沉痛的挽歌，为不屈抗争的生命和拯救生命的生命唱一曲炽热的赞歌，构成了整本诗集的基本追求。

这种生命意识，首先体现在对生灵涂炭的悲悯。汶川大地震是中国自唐山大地震以来遇难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近9万遇难和失踪者使它在世界灾害史上也排在前列。这些如同我们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的同胞遭受如此浩劫，怎不让人痛彻心扉。“亡者的灵生者的魂，带血的身躯破碎的心”（《生活在继续》），怎不让诗人触目惊心。“我们在黑色和痛苦的时间里倾听，我们在焦急和惦念中遥想守望”；“祖国  我们不哭/我们要挺住/一定不能哭/一定能挺住/祖国啊  我们能不哭吗”（《祖国，我们不哭》）。作为一个坚强的人，我们不能哭；作为一个脆弱的诗人，作为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们又怎能不哭？

他描述一对母女，作为“孩子的妈妈”和作为“妈妈的孩子”双双遇难，“今天妈妈和女儿都突然去了/去得那样匆忙  悲怆/就连倒在地上呻吟的砖瓦/也在颤抖哭泣”（《孩子的妈妈》）；他记住了废墟下的一双眼睛：“废墟下的水泥板/残酷地压着/一个女学生/女学生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在望着倾斜的/世界  充满渴望/充满惊恐”，“这双眼睛/在慢慢暗淡/直到消失了最后/一线光芒”（《那双眼睛》），这样的美的毁灭的场景让诗人心如刀绞。他以一个幸存母亲的口吻，询问逝去的孩子天堂冷吗？“你走了/你的爸爸也走了/只剩下妈妈这盏孤独的灯/微弱的光闪耀在倾斜的家”（《孩子，天堂冷吗》）。他也写到在村口守望亲人整整7天后倒下的张海英老人，写到失去了父母的小女孩的哭泣。看到如此多幼小的生命被震魔掠夺，他发出了代替他们赴死的祈愿：

孩子  我愿替你走

我不怕鲜血  滴红土地

肩膀上再压一层石块沙粒

因为  我也曾踏平坎坷荆棘

……

孩子  我愿替你走啊

是因为是因为

是因为你的人生应当更美丽

孩子  我愿替你走

                    ——《我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