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出身于破落的中产之家，家道的衰微，生活的拮据，对少年郁达夫的心理有相当的影响。他后来将自己的出世称作“悲剧的出生”。再加上年幼丧父，从小体弱多病的缘故，便形成了他孤独内向、感情脆弱的抑郁性格。后来在留学日本时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和“青春期性的苦闷”，更使他抑郁性格有所加深，从而导致他在文学上偏爱屠格涅夫“零余者”和左藤春夫等人的日本“私小说”。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使他的抑郁苦闷更是雪上加霜，反映在小说和散文作品中，便充满了感伤主义的沉重压抑感，也正是经受了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才使其思想上有了不屈的反抗精神，从而在作品中能无情地揭露社会黑暗，发出民主革命的呼声。由于他自小接受的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留学时也主要是接受了日本文化的影响，即使他接触了欧洲的不少文化思潮和作家作品的影响，也离不了东方文化的氛围。所以其思想意识、文化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便深深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他的散文从表现技巧到语言文字都体现出这方面的特点。他好用传统的白描手法，很少采用铺排、渲染；文字也简洁，富有古典韵味，很少有欧化的痕迹。其味淡雅如茶，合于平民口味。

     徐志摩则与郁达夫完全不同。他出身于富商家庭，自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受着百般的宠爱，形成了任性、高傲而又活泼、开朗的性格。他生活道路虽也有过挫折，但远没有郁达夫的坎坷。总的来说，还是顺当的。他虽也曾留学美、欧，却并没有遭受到由于是弱国国民而受到的歧视和冷遇。他凭藉自己的聪颖智慧和活泼好动、潇洒善交际的个性而济身于上流社会的文化圈，结交过国内外的一大批文化名流，包括中国改良主义先驱梁启超（曾拜梁为师）、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学者魏雷、狄更生，哲学家罗素，作家曼殊斐儿、托马斯、哈代，印度诗人泰戈尔等等。这些国内外文化名流对徐志摩的创作不能不带来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的诗和散文才有一种扑朔迷离、缥缥缈缈的“理想主义”神韵。他将东西方的情绪和格调熔于一炉，创造出自己个性独特的新的艺术世界。正如卞之琳所夸赞的：“深得西诗的神髓，完全实行‘拿来主义’”。新文学史家唐（韬）则说：中国凡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开始时是取法于外国，以后逐渐摆脱了那些著名作家的影响，从中国历史的优秀传统中吸取营养，以铸冶个人的风格。”徐志摩即如此。

     由于徐志摩融合了东西方的文化精髓，所以他的散文便别具一格，内容淡似轻烟，而补之以圆熟的外形，驰骋的想象和堆砌的修词。“然而这是一种‘体’，或一‘派’，不是徐志摩，做不出这首诗！”“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驱。”（茅盾《徐志摩论》）虽然茅盾评价的是徐诗，但就徐散文的个性特色而言，也并不为过。沈从文说“徐志摩的作品给我们的感觉是‘动’，文字的动，感情的动，活泼而轻盈，如一盘圆台珠子在阳光下转个不停，色彩交错，变幻眩目”（沈从文《习作举例·从徐志摩作品学抒情》）。徐志摩巧于比喻，将抽象化为形象，他擅于铺排，，形成抑扬顿挫的优美音节，极尽咏叹声情之美。和他的诗一样，辞藻富丽，变化错陈。笔锋常带感情，犹如琵琶细语，娓娓倾诉，使人如觉促膝谈心，倍感亲切，他的散文确如沈从文所称道的，具有“诗的气氛”，“文字中揉合有诗的灵魂，华丽而流畅，在中国，作者的散文所达到的高点，一般作者中，是还无一个人能与并肩的” （ 沈从文《论徐志摩的诗》）。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如果说郁达夫散文是以内容的充实和情调的浓郁感伤而感染读者的话，那么徐志摩散文则无疑是以形式的华美、文字的艳丽、想象的丰富奇特而倾倒读者的；郁达夫散文是平淡清澄的龙井茶，而志摩散文正是“浓得化不开”的雀巢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