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诗歌翻译家飞白是一个诗海漂泊者和跨文化沟通的亲善大使，他对世界诗歌的每个优美海域都舍不得错过，远航“诗海”是他的追求和志业。飞白是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其“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实践以及在翻译文学理论探索领域提出的“风格译”学说，在中国文学翻译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是在民族文化中植根最深的语言，飞白通过自己卓越的精神辛劳让世界名诗在中国大地得以“重生”，从心灵层面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人与世界的跨文化理解与融通。

飞白，生于1929年，浙江杭州人，本名汪飞白，诗歌翻译家、著名学者。专著有《诗海》、《诗海游踪》等；用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西班牙语等十多种语言进行外国诗歌的翻译，诗歌译作有《瓦西里·焦尔金》、《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马雅可夫斯基诗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勃朗宁诗选》、《古罗马诗选》等20部。

“诗海”漂泊：不舍每个优美“海域”

飞白的人生经历，可称得上是一部“大书”。他在部队待了30年，1980年回到浙江大学任教，1997年起远赴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80岁时宣布“下课”，81岁送走最后一批研究生。直到2011年，飞白才静下心来归拢整理长期积累的译稿和论述文字。现年86岁的飞白回答来访者的提问认真而富有诗性，他最近常说的一句话是：“老人出海，一不小心就容易跑得太远。”这句话既像是期许又像是回望，淡雅的语气里蕴藏着“诗海”波涛。

人们常把飞白称为“诗海水手”。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写过洋洋135万字的《诗海——世界诗歌史纲》2卷，主编了厚厚10卷的《世界诗库》；也不仅是因为他在诗歌的海洋里游弋了60多个春秋，寻访过无数个诗的国度。对于飞白来说，它还意味着生活的漂泊不定、天性的自由不羁和灵魂的动荡不安……飞白是一个“诗海漂泊者”和跨文化沟通的亲善大使，他对世界诗歌的每个优美“海域”都舍不得错过，远航“诗海”是他的追求和志业。

飞白出生于文学世家，其父汪静之20多岁出版的诗集《蕙的风》曾得到鲁迅、胡适的极力赞赏，但飞白并未像父亲那样成为诗人，而是成为了世界诗歌的翻译家与评论家。当初促使他走上诗歌翻译道路有父亲汪静之的原因，也有意外的机缘。

飞白在课堂上讲授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诗人的诗人”斯宾塞、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伊丽莎白的著名情歌“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勃朗宁独具风格的情理相融的诗，还有拜伦的狂放悲观、雪莱的浪漫理想、济慈的典雅细腻、海涅的抒情歌谣、普希金的《致大海》中的强烈鲜明的个性，叶赛宁那忧郁的歌手所歌唱的俄罗斯原野上的白桦树等。他在讲解分析中总能既抓住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又能把西方文化的精髓穿插其中，带着学生漫游“诗海”。飞白带给学生的是真正的海阔天空——那里既有西伯利亚的冰雪，也有地中海的阳光；既有古典的静穆，也有现代的迷狂……每当讲到法国象征派大师马拉美的诗作《牧神的午后》时，飞白还为学生们播放大音乐家德彪西创作的同名乐曲。从飞白翻译的多语种诗歌里，学生得到的滋养更多。

诗歌翻译：从不可译到异域“重生”

作为一名诗歌翻译家，飞白早在1957年就已蜚声文坛。当时，军人身份的飞白翻译的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反法西斯战争长诗《瓦西里·焦尔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被团中央推荐给全国广大青年阅读，在文学爱好者中广为传诵。后来，他又翻译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其他诗作以及其他苏联诗人的许多作品，在外国文学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特瓦尔多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等苏联著名诗人的作品与飞白的名字是密不可分的。正是通过飞白的翻译，《春草国》、《山外青山天外天》、《列宁》、《好》、《开会迷》以及《红鼻子雪大王》、《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才能在中国流传开来，成为很长一段时期里的一种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20世纪80年代中期，飞白翻译并出版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使丁尼生、勃朗宁等许多英国大诗人的作品开始进入中国普通读者的文化视野。在此基础上，飞白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把全面系统地译介外国诗歌作为工作重点。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推出了2卷本《诗海》和10卷本《世界诗库》这两部巨著。《诗海》由他独立完成，是中国学者第一部“融通古今、沟通列国”的世界诗歌史。作者力求对各重要诗派与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给以公正客观的评价；在诗歌张力场的模式方面，提出了以“情、理、美”为三极而以“非理性”为深层第四极的模型，为各时代、各流派的诗和诗学定位。《世界诗库》集结国内360多名专家学者，费时五年多才得以完成。《世界诗库》在整个世界诗歌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是迄今为止语种最全、收诗最多的世界诗歌总集，被誉为“世界诗史的一个奇观”。

飞白的《诗海》和《世界诗库》都是包罗万象的世界诗歌史，一些小语种如丹麦语、希腊语的诗，均从原作译来。除英、俄、法、德四大语种外，飞白还能翻译西班牙、荷兰、意大利、乌克兰、捷克等国的语言，同时敢于探险生僻的古拉丁语、古挪斯语的“诗海”。仅在《世界诗库》一书中，由他翻译的部分就包括了十几个语种。对于他的这种语言奇才，就连许多外语系的教授们也叹为观止。

在电视专题片《探海者飞白》中，飞白曾写下：“诗不可译。译诗是件傻事，我也明白，但一件傻事却几乎做了60年。”为什么说诗不可译？飞白认为，一般翻译传递的是单义的信息；而诗是语言艺术，它有情感、联想、风格、意境，有文化背景和“互文性”，有微妙的艺术形式，富有意蕴，富有多义性和拓展性。用信息翻译的办法来译诗只能译出其信息的骨骼，而会把“血肉”即语言的艺术形式、多义性和微妙之处剔除净尽，那么诗也就被剔除掉了，因为诗通常就存在于“微妙”之中。译诗者不能采用信息翻译的办法，而应该仿照原诗的艺术，用另一种语言的素材重塑一件诗的艺术品。因此，飞白提出“诗不可译，心可通”；好诗召唤“复译”，而且不会有最终的“标准答案”。

老人“出海”：超越西方星斗的浴场

当今时代，以“诗”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不但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那种“轰动效应”，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面对这种状况，飞白不无忧虑。他在《世界诗库》的“总序”中，把自己主编的这部十卷巨著比作十个满满的花篮——“假如说诗的时代到此结束，我们就以此作为对人类永远失去的艺术王国的祭奠”。然而，在内心深处，他更愿意把它作为对新世纪的美好祝愿。因为，他始终觉得：像人这么一种能够思考存在意义的存在物，它的生命中应该具有一种“诗性”的因素。诗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它不会因为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就自我解构、自行解体。相反，“我们宁愿执拗地相信：素有抗逆境生命力的诗还将继续开出新花”，为人类文明增光添彩。这是飞白考察世界诗歌发展史和整个人类文明史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他献身诗歌翻译事业的精神动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动力，他才能够在戎马倥偬的军旅之中，见缝插针地进行诗歌翻译；在与世隔绝的洞庭沙洲中，把默诵诗歌作为对自己的一种激励；才能够在功成名就以后，再次远航“诗海”；在内外交困、身心交瘁的关头，从事《世界诗库》的主编工作。他的劳作没有变成西绪福斯推石上山一样的苦役，他带着久违了的微笑，讲述他的“诗海”游踪，展示他的最新发现。

飞白的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道路走得实在不易，他却在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飞白认为译者必须在传达原作的风格上下功夫，而标准化的“常规”翻译（只要直译词义）对风格是不透明的，“常规”翻译法常常会把风格过滤掉，所以注重词句而不注重风格的“标准化”翻译，对风格而言不是天然透明的，相反是天然不透明的。他提倡“风格译”，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化”翻译要求不同，强调译者在译文中应该竭力体现原诗人的个性化特征；为提高透明度，译者需要倾听诗人的音调，进入诗人的角色，使自己的或“标准化”的习惯为诗人“非标准化”的风格让路。

他站在民族语言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外国文学作品，提出了可以归纳为“文化折射说”的思想。外国文学如何被翻译融进民族文学？我们惯于接受的是“文化选择”和“文化过滤”等变异学思想，但这些说法很难穷究文学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诸种变化，飞白的“文化折射说”则用童话式的叙述方式言明了翻译文学实乃民族语言之屋的“折射”品，因为是隔着语言之墙，因为是通过“花式”的有色玻璃之窗，所以外来的文学一旦被翻译“折射”进民族语言之屋，变形和误读就无可避免。依据飞白“文化折射说”的观点，翻译语言学派所谓的原文和译文的“信息对等说”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译文读者了解到的外国文学和文化也并非原汁原味的外国品相，由此引发的翻译文学是否定位为外国文学也值得进一步深思。

年近九旬的飞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有忙不完的翻译和研究计划，曾戏言自己是“老人出海”，有“超越西方星斗的浴场”的味道；他觉得，作为“诗海水手”漂泊到哪儿算哪儿是最惬意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