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者窍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有其学违道不远者也。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歧，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 不察。此亦未为过论。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 之非，而依拟仿像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译文】

来信写道：“聪明睿智的确是人天生的资质吗？仁义礼智的确是人的本性吗？喜怒哀乐的确是人的情感吗？私欲与虚伪，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码事呢？古代许多伟大的人物，诸如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愈、范仲淹等，他们功德卓著，其中，他们的良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又不能讲他们是通晓道的人，这是怎么回事？若说这仅是他们天生的资质好，那么，生知安行的人岂不比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更好吗？我以为，说他们所见的道不完全还可以，说他们完全不通晓道，大概是后世儒生因推崇记诵训诂，对他们产生了错误的看法，我们这种理解是否正确呢？”

性唯有一个。仁义礼智是人性的本质，聪明睿智是人性的资质，喜怒哀乐是人性的情感，私欲虚伪是人性的障蔽。资质有清浊之分，因此，情有过与不及，而蒙蔽也就有了深浅之别。私欲和虚伪是一种病，两处痛，并非两回事。古代的张良、董仲舒、诸葛亮、王通等人，天资极佳，自然与神妙的道多有符合。虽不能说他们是完全闻道知学的人，但是，他们也自有其学与道相隔不远之处。如果他们完全闻道知学了，就成为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了。比如文中子王通，不能认为他是不知学的人，他的书虽大部分出自于他门人弟子之手，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但也能看出其大概。只是时代相隔久远，今天没有确切的凭证，不能妄断他的学与道到底达到了什么火候。良知，即为道，它就在人的心中，不仅圣贤，就是平常人都是如此。若没有物欲牵累蒙蔽，只靠良知去发挥作用，那将会无处无时不是道。然而，平常人大多被物欲牵累蒙蔽，不能遵从良知。就象上述诸位人物，资质已十分清明，自然很少有物欲的牵累蒙蔽，那么，他们的良知产生作用的地方自然会多一些，自然离道较近。学者就是学遵从良知。说知学，只是能知道专一地去学习 遵从良知。上述的人物，他们不知道专门在良知上下功夫，有的兴趣太浓，受到影响和迷惑，因此，他们对于道就时偏时合，没有达到纯正的境界。若他们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是圣人了。后世儒生曾认为上述诸位都是凭天生的资质行事，不免会“行不著”、“习 不察”，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但是，后世儒生所说的著和察，也只拘泥于狭小的见闻中，遭受不良 风气的蒙蔽，只是把似是而非的现象加以模仿，还不是圣人所讲的著和察。那么，这又怎么能以己之昏昏而使他人昭昭呢？所谓生知安行，这“知行”二字也是就用功而言的。至于知行的本体，就是良知良能。即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能说是生知安行的。“知行”这两个字，就更应该细心体察了。

〔评析〕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都是五帝时治国的办法。用仁引导，用义安定，用礼行事……。但是，用仁能广泛地教化、引导人，同时也能产生偏私；用义可以树立节行，同时也能形成虚伪；用礼可以使行为恭谨，同时也能造成怠惰；……所以，陽明先生一再强调在“知行”上下功夫，认真体察知行的本体。

【原文】

来书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寻仲尼、颜子乐处。敢问是乐也，与七情之乐同乎？否乎？若同，则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乐矣，何必圣贤？若别有真乐，则圣贤之遇大忧、大怒、大惊、大惧之事，此乐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惧，是盖终身之忧也，恶得乐？澄平生多闷，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每与原静论，无非此意，而原静尚有何道可得之问，是犹未免于骑驴觅驴之蔽也。

【译文】

来信写道：“过去，周敦颐经常要求程颢搜寻孔子与颜回的乐处。请问先生，这种乐趣是否与七情之乐相同？如若相同，普通人满足了欲望 都能快乐，又何须作圣贤呢？如果另有真正的乐，那么圣贤碰到大忧、大怒、大惊、大惧的事情，这个乐还存在吗？更何况君子的心是常怀戒惧的，此为终身忧患，又何尝能乐？我平素有很多的烦恼，还未曾体会到真正的乐趣，现在，我真急切希望能找到这种乐趣。”

乐是心的本体，虽与七情的乐不同，但也不在七情的乐之外。圣贤虽有真正的乐，然也是普通人所共同具有的，只是普通人有了这种乐，自己却不知道，相反，他们还要自我寻求烦恼忧苦，自己糊里糊涂地舍弃了这种乐。即便在烦恼迷弃之中，这种乐也未曾消失。只要一念顿悟，返求自身，与本体相同，那么，就能体会到这种乐。每次和你谈论的都是这个意思，而你则仍要询问，能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这种乐，这就不免有一种骑驴觅驴的感觉了。

〔评析〕

音乐的由来已经很久远，它从度量的法则中产生，在原始宇宙的太一状态中起源。凡是古代君王们重视音乐的情况，都是为了使人快乐，他们用钟鼓来引导意志，用琴瑟来愉悦心情。君子之乐，乐在能得到自已所追求的道义，而小人之乐，则乐在得到自己所追求的欲望 。用道义来制止欲望 ，就能乐而不乱，是真正的君子之乐；在欲望 中追求娱乐，就会使人伤感而忘却道义，终归是乐的反面。所以说，音乐的本身反映出了天地的和谐、陰陽的协调，领略到了这个就是君子之真乐。

【原文】

来书云：“《大学》以心有好乐、忿懥、忧患、恐惧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谓‘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所谓有者，《传习录》中以病疟譬之，极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则是圣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谓耶？且事感而情应，则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时，谓之有则未形也，谓之无则病根在有无之间，何以致吾知乎？学务无情，累虽轻，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病疟之喻，既已见其精切，则此节所问可以释然。病疟之人，疟虽未发，而病根自在，则亦安可以其疟之未发，而遂忘其服药调理之功乎？若必待疟发而服药调理，则既晚矣。致知之功，无闲于有事无事，而岂论于病之已发未发邪？大抵原静所疑，前后虽若不一，然皆起于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祟。此根一去，则前后所疑，自将冰消雾释，有不待于问辨者矣。

【译文】

来信写道：“《大学》中认为心有好乐、忿恨、忧患、恐惧等情感，心就不能平静，程颢也说过：‘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所谓的有情，《传习 录》中的病症作比喻，特别的贴切精当。若象程颢所说，那么，圣人的情是产生于物而非产生于心了。为何作如是说呢？如果随着遇到的事而产生了相应的情，那么，其中的是非对错可以去格了。但是，在事情未来之时，说有情，它并未显露；说无情，可情就象病根一样存在着，若有若无，它怎么来致知呢？学要致力求得无情，这样，烦恼虽少了，但又是出儒而入佛了。请问，人若无情，行吗？”

圣人致知的功夫是至诚不息的。圣人的良知本体，光亮如镜，没有一丝灰尘，在镜子前面，美，丑的原貌毕露，过后，镜子上并未留下什么。此正是所谓的情顺适万事而无情。“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教这句话，说的很正确。明镜照物，美的呈现为美丑的呈现为丑，一照就是它的真实面目，也就是“生其心”。美的为美，丑的为丑，照过之后一切都不留下，这就是“无所住”。有关病疟的比喻，既然你认为贴切精当，那么，这一段的问题可以解决了。患疟疾的人，病虽未发作，可病根仍在，怎么能因为疟疾未发作而不去服药调治呢？如果一定要等到疟疾发作之后才服药调治，为时已晚矣。致知的功夫不分有事与否，怎能和是否发病同日而语呢？你的主要疑虑，虽然前后不相同，但都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在作怪，这个病根一旦除去，那么，你的诸多疑问，自然会冰消水释、云破天开，再也无需去问辨了。

〔评析〕

《荀子·非相》中说，“相察形貌，不如评论思想；评论思想，不如选择行为。”行为纯正，思想善良，形貌虽然丑恶，也不妨碍他成就君子之德。所以，对于一切事物，不论美丑、长短、轻重、大小，都要以修饰自己的意志为本份。

【原文】

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皆得闻所未闻。师曰：“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逐节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佛家有扑入逐块之喻，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在座诸友闻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学贵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译文】

答陆原静的信公开于世后，天下的读者都很满意，认为陆澄问得漂亮，先生答得精彩，均是他们没有听说过的内容。先生说：“陆澄的问题只是在知解问题上转悠，无奈之下只得给他逐段讲解，若真的相信良知，仅在良知上下功夫，即使千经万典也会与之相符合，异端邪说将会不攻自破，又何必如此逐段解释呢？佛教有狗不咬人而追石块的比喻。狗，看见石块而扑向人，这样也才能咬住人，若看到石块去追赶石块，从石块那里又能得到什么呢？”其时，在座的各位同志听了这番话后，心感警觉，并各有所悟。致良知，先生的这一学问贵在返身自求，并不是从知解上就那么随便获得的。

〔评析〕

在王陽明同代学者中，有人认为：“良知”即禅宗的“明心见性”，就是以心为理，一切都在心中，只要心下自省，就是致“良知”；心下自省的功夫就是禅宗的“顿悟”。因此，“致良知”一说的源头“只在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