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特点

　　在考察史前稻作和粟作农业起源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史前农业经历了起源与发生发展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史前农业具有或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特点。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似乎可以将其主要特点概括如下：

　　第一，中国史前稻作和粟作农业基本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文化系统。它们不仅拥有各自的起源地即长江和黄河流域，而且分别具有不可替代的发展过程和道路。这一事实充分表现在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分别形成了各自的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种类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栽培技术等文化因素上。虽然以往有关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认识存在着云贵高原说（包括印度）、华南说（包括东南亚）和长江中下游说等观点，但最新考古发现却极大地支持了长江中下游起源说。进而，还有学者提出了稻作农业起源的沼泽说和边缘说理论 （６７），这种认识已经得到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和湖南道县玉蟾崖遗址考古证据的支持验证。而粟作农业起源地虽有山地说和平原说的分歧，但人们的研究视野始终都在黄河流域，即人们普遍承认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

　　第二，中国史前稻作和粟作农业两个经济文化区相互毗邻，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互影响、交流和共同发展的特点，而且相互影响作用愈来愈明显。其中目前人们关注较多且颇有进展的是稻作农业文化的影响和传播。虽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与粟作农业文化的面貌及相互关系迄今尚不十分清楚，但中期以降则已有较多地反映。在陕西南部汉水流域的李家村、何家湾等李家村文化遗址及豫中边缘地带淮河流域的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稻谷遗存 （６８）。这几处遗址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或属于长江水系，但整体上属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统。稻作遗存在这些地区的发现，说明南北文化交流的帷幕已经拉开。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以南的黄淮平原等一些地方，可能也已种植了水稻，如河南郑州大河村以及陕西华县泉护村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稻谷遗存 （６９），水稻的种植范围明显比此前向北推移了许多。而史前稻作农业的传播和影响似乎在龙山时代达到了鼎盛阶段，稻作农业遗存的分布范围向南波及东南沿海、向北及于山东半岛、西北至陕西关中西部等地，十分广泛。

　　这种不同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现象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尤其在有效利用土地及增加食物来源方面的意义当不容忽视。因为交流影响的直接结果不仅是农作物种类的增加，而且还包括可供开发利用的耕地范围有所扩大，原来不适宜种植旱地作物的低湿地便可用来种植水稻。这样，就使得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在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方面都拥有了更强的能动性，人们可以根据自然条件及其变化，或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或扩大旱地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小了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水热条件）波动对农业经济生产的影响作用。所以，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因素影响与传播，更主要的是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相互取长补短、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的客观结果，使中国史前农业文化具备了非常可靠的发展基础。

　　第三，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农业经济文化区相互毗邻，涉及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广大区域，这就为中国史前农业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生命力，形成了以黄河和长江流域农业经济文化为主导的发展格局与特点。虽然在农业文化区周围广泛存在着采集狩猎或游牧经济文化，但始终没有改变中国史前文化的这一发展格局与特点。而正是这一原因又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连续发展特点，即无论各个区域及各种经济文化类型间的影响和相互作用如何，都没有造成较大范围内文化发展的断层现象，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在其内在活力和发展机制的作用下，始终没有陷入“失落的文明”之中。

　　第四，史前稻作和粟作农业的发生发展，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并奠定了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点。有学者根据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把史前稻作农业的发生发展划分为发轫
期、确立期、发展期和兴盛期等四个阶段 （７０），这实际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包括粟作农业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历程。在我们看来，所谓发轫期或曰萌芽期（约当新石器时代早期），实际应是指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初步发展阶段，只是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例较小，影响作用有限。而所谓确立期（约当新石器时代中期）则应指农业生产已经获得长足发展，在社会经济中开始占居主导地位，对文化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发展期（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是在确立期的基础上，史前农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中的决定性生产部门，极大地推动了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兴盛期（约当铜石并用时代或曰龙山时代）即是说史前农业发展到一个空前的水平，更加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与社会的发展。

　　综合来看，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后，史前农业不断得到迅速发展。虽说不同时期史前农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尽一致，但自新石器时代中期或其偏晚阶段开始，以种植和养殖为内容的农业生产已开始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生产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部门，并继续得到发展。在龙山时代，史前农业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似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而逐渐发生的，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

　　（１） [ 英 ] 柴尔德著、周进楷译：《远古文化史》第五章，中华书局， 1958 年。

　　（２）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23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３） [ 英 ] 柴尔德：《 Man makeshimself 》 1936 年，转引自日知《关于新石器时代革
命》，载《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三联书店 1982 年 5 月。

　　（４）参见 [ 美 ]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 19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

　　（５）参见 [ 美 ]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 198 页～ 19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

　　（６）参见 [ 美 ]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 332 页～ 33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

　　（７）参阅 [ 美 ] 费根著、云南民族学历史系民族学教室译：《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
论》第 264 页，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9 月。

　　（８）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1960 。

　　（９）《耶利哥及其在近东历史中的背景》＜ Jericho and Its Setting in Near Eastern History ＞，《古代》＜ Antiquity ＞卷 31,1957 年。

　　（１０）日知：《关于新石器革命》，载《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辑，三联书店， 1982 年 5 月。

　　（１１）参见《中华文明史》第 96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１２）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近三十年来前陶新石器公社的发现》，载《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第 42 页～ 52 页，

　　（１３）黄其煦：《裴李岗、耶利哥与特瓦坎——农业起源问题探索之二》，《农业考古》 1983 年 1 期。

　　（１４）参阅 [ 美 ] 费根：《地球上的人们》第 320 页～ 322 页，文物出版社，

　　（１５）参阅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 1984 年 2 期。

　　（１６）参阅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 》，《农业考古》 1983 年 2 期。

　　（１７）《中华文明史》第 101 页～ 102 页，

　　（１８）《中华文明史》第 102 页，

　　（１９）董光忠：《本校与山西图书馆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发掘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遗址之经过》，《师大月刊》 1933 年 3 期第 107 页。

　　（２０）齐思和：《毛诗谷名考》，《燕京学报》 1949 年 36 期，据苏秉琦介绍。

　　（２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 1963 年。

　　（２２）青海省文管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的主要问题》，《考古》 1976 年 6 期。

　　（２３）吴诗池：《山东新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 1983 年 2 期。

　　（２４）郑乃武：《小谈裴李岗文化的农业》，《农业考古》 1983 年 2 期。

　　（２５）薛文灿：《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 1982 年 2 期。

　　（２６）参阅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稻作科学论文选集》，农业出版社， 1959 年。

　　（２７）参阅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 1984 年 2 期。

　　（２８）安特生：《中国五千年前陶器上稻米遗迹之发现》，《中国地质学会志》第 8 卷第 4 号， 1929 年。

　　（２９）周季维：《长江中下游出土古稻考察报告》，《云南农业科技》 1981 年 6 期。

　　（３０）参阅任式楠：《我国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农作物和其他食用植物遗存》，《史前研究》 1986 年 3 、 4 期。

　　（３１） a. 《湖南对彭头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中国文物报》 1989 年 2 月 24 日；《湖南省澧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考古》 1989 年 10 期。b. 严文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江汉考古》 1990 年 3 期。

　　（３２） a.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 1988 年 2 期；《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 1989 年 1 期；b. 张居中、孔昭宸等：
《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 1994 年 1 期。

　　（３３）陈文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东传日本的路线》，《文物》 1989 年 10 期。

　　（３４）游修龄：《我国水稻品种资源的历史考证》，《农业考古》 1981 年 2 期。

　　（３５）广东农林学院农学系：《我国野生稻的种类及其地理分布》，《遗传学报》 1975 年 2
期。

　　（３６）渡部世忠：《日本稻の源流》，《稻——その源流への道》第 20 页～ 22 页，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 1990 年 5 月。

　　（３７） a. 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云南文物》第 15 期， 1984 年；《云南在亚
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云南社会科学》 1981 年 1 期。b. 汪宁生：《远古时期的云南稻谷栽培》，《思想战线》 1977 年 1 期。c. 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太湖地区农业论文集》第 1 辑， 1985 年。

　　（３８）参阅张德慈：《致〈农业考古〉编辑部的信》，《农业考古》 1983 年 2 期。

　　（３９）柳子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遗传学报》 1975 年第 2 卷第 1 期。

　　（４０）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第 7 号， 1949 年。

　　（４１）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第 8 卷第 3 期， 1957 年。

　　（４２）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 1984 年 2 期。

　　（４３）李润权：《试论我国稻作的起源》，《农业考古》 1984 年 2 期。

　　（４４）闵宗殿：《我国栽培稻起源的探讨》，《江苏农业科学》 1979 年 1 期。

　　（４５）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 1982 年 1 期。

　　（４６）严文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江汉考古》 1990 年 3 期。

　　（４７） a. 袁家荣：《道县玉蟾岩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6 ）》，文物出版
社， 1998 年。b. 严文明：《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 1997 年 9 期。

　　（４８）关于中国稻作遗存的发现情况，严文明先生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 1982 年1 、 2 期）、《再论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 1989 年 2 期）、《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 1997 年 9 期）等几篇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统计。故文中涉及稻作农业遗存资料不再一一注明。

　　（４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78 年 1 期。

　　（５０）李民昌：《苏州市唯亭草鞋山新石器时代水田遗迹》，《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6 ）》，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５１） a. 蒋迎春：《城头山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古城址》，《中国文物报》 1997 年 8 月 10 日第 1 版。b.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澧 县城头山古城址 1997~1998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 1999 年 6 期。

　　（５２）钱耀鹏：《原井》，《青海师专学报》 1988 年 4 期。

　　（５３） a. 唐云明：《我国育蚕丝绸起源初探》，《农业考古》 1985 年 2 期。b. 牟永抗、吴汝祚：《水稻、蚕丝和玉器》，《考古》 1993 年 6 期。

　　（５４）张宏彦、钱耀鹏等： a. 《万县中坝子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 1998 年 11 月 11 日第 1 版； b. 《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载《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1997 年
卷）》，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

　　（５５）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 1972 年 2 期。

　　（５６） a. 徐浩生、金家广：《突破万年的南庄头新石器早期遗址》，《文物春秋》 1991 年 2 期。b.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 1992 年第 11 期。

　　（５７） a. 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 1982 年 2 期、 1983 年 1 ～ 2 期。b. 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农业遗存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 1984 年 1 期。c. 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 1988 年 4 期。d. 严文明：《中国农业和养畜业的起源》，《辽海文物学刊》 1989 年 2 期，又载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５８） a.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 1977 年 6 期； b.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 1981 年 3 期。

　　（５９）杨育彬、袁广阔主编：《 20 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第 120 ～ 128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年。

　　（６０）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６１）西北师范学院植物研究所等；《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稷与大麻》，《考古》 1984 年 7 期。

　　（６２）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 1963 年。

　　（６３）蔡莲珍等：《碳 13 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 1984 年 10 期。

　　（６４） a.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纺织物的报告》，《中原文物》 1999 年 3 期。b. 张松林、高汉玉：《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麻织品观察与研究》，《中原文物》 1999 年 3 期。
　　
　　（６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1981 年 1 期。

　　（６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６７）严文明：《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 1997 年 9 期。

　　（６８） a. 魏京武等：《从考古资料看陕西古代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 1986 年 1 期； b. 陈报章：《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碳化稻米与初步研究》，《农业考古》 1995 年 3 期。

　　（６９）据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 1982 年 1 、 2 期；又载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７０）严文明：《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 1997 年 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