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教育案例一：

    当年，在英国有这样一个调皮的小男孩，一天，他忽然想亲眼看看狗的内脏，于是他偷偷地把校长喜欢的一条狗套住杀掉，然后把内脏一件件剥离观察。校长知道后，非常生气，决定“惩罚”这个小男孩，让他画一幅狗的骨骼图和一幅狗的血液循环图。小男孩照办了，杀狗事件就因此画上了句号。这两幅图，至今还珍藏在英国亚皮丹名人博物馆中，而那位小男孩，若干年后因为研制胰岛素成功而荣获了诺贝尔奖，他就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约翰·麦克劳德。

积极教育案例二：

我在明尼苏达州莫里斯圣玛丽学校任教时，他在三年级第一班就读。全班34名学生都是我的宝贝，但马可·艾克伦却是最特别的一位。他的外表十分干净，常带着那种活着真好的态度，使得偶有淘气的表现都变得令人喜欢。 

    马可也很爱说话，我得一再提醒他本经允许不可开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每次受批评后的诚恳反应——谢谢修女纠正！起先我不知道如何应付，但不久我便习惯了每天听到好几遍。 

　　一天早上，马可又说个不停，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犯了一个新任教师的错误，我对他说：‘冯可，你再说一句话，我就要用胶布把你的嘴巴贴起来！” 

　　不到十秒钟，恰克便冲口而出：“马可又说话了。”我没有吩咐任何学生帮忙看住马可，但因为我在全班面前说过要处罚他，只好照着去做。 

　　我记得那一幕，仿佛发生在今天早上。我走到写字桌前，很自然地扫‘开抽屉，拿出一卷胶带。我不发一言，走到马可面前，撕下两条胶带，在他嘴巴上贴了个交叉，然后回到教室前面。 

　　我看看马可的反应，他正向我眨眼示意。够了！我笑起来。在全班的笑声中，我走到马可的桌旁，撕掉胶布，耸耸肩。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修女纠正。” 

　　年终时，我被安排去教初中数学。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马可又再次出现在我班上。 

　　他比以往更英俊，依然很有礼貌。因为他必须很留心听我讲解“新数学”，他在初中三年级的表现比小学三年级时安静得多。 

　　某星期五，教室气氛有些不对劲，因为我们整个星期都在学习一个新概念，我察觉出学生们的挫折感，以及对别人的不耐烦。我必须缓和这烦躁不安的气氛，免得难以收拾。于是我吩咐他们在两张纸上写下其他同学的名字，在每个名字下面留下一些空间。然后我要他们尽量想出每位同学的优点，并写在他们的名字下面。 

　　这项作业占用了课堂剩余的所有时间，到离开教室时，每位学生都把字条交给我。查理笑着离去；马可说：“谢谢修女的教导，周末快乐。” 

　　那一个周末，我在纸上写下每个同学的名字，再把其他同学对他们的看法抄在上面。星期一，我把纸交给每个同学。不一会儿，全班都露出微笑。“真的？”我听见有人低声说。“我从不知道别人这样看我厂’“我从不知道别人如此喜欢我！” 

　　班上再没有提起那些纸条。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课后讨论过，或者告诉过父母，不过这都没有关系，该项作业已达到了目的，同学们因此更喜欢自己和别人。 

　　那班同学继续升学。若干年后，当我度假回家，父母亲到机场接我。母亲照常问及该旅途的问题——天气，以及我所遇到的各样事情，后来说话稍为缓慢下来。母亲看了父亲一眼说：“你爸爸要说些什么吗？”父亲清了清喉咙，就像平日要说重要的事之前那样。“艾克伦家昨晚打电话来，”他开始说。 

　　“是吗？”我说。 

　　“我已多年没有他们的消息，不知马可怎样了。” 

　　“马可在越南阵亡，葬礼明天举行，他的父母希望你能参加。”父亲安静地回答。 

　　直到今天，我仍清楚记得父亲告诉我的马可的阵亡地点。 

　　我从未见过军人躺在棺木里的样子。马可看来那样英俊、那样成熟。那一刻我只能想到的是：‘冯可，只要你能开口对我说话，我愿失去全世界的胶布。” 

　　教堂里满了马可的朋友，恰克的妹妹献上一首《真理正在前进》。 

　　葬礼当天为何要下雨？站在坟墓旁边已够难受了。牧师作了祷告仪式，号手吹出丧礼曲。 

　　马可的亲友一个接一个走到棺木旁边，在上面洒下圣水。 

　　我是最后一位到棺木边祝福的人。我站在那里，一位扶棺的军人过来对我说：“你是马可的数学老师吗？” 

　　我望着棺木点头。 

　　“马可经常提到你。”他说。 

　　葬礼结束后，大部分马可的生前好友一问到恰克的农舍去吃午餐。马可的父母在那里，显然是在等我。 

　　“我们要给你看件东西”，他的父亲说，一边从口袋里掏皮夹。 

　　‘冯可阵亡时，从他身上找到这个，我们想你可能认得。” 

　　打开尖子，他小心拿出两片破旧的笔记本纸张。显然曾经破损、新贴、折叠，又折叠多次了。我不必细看，就认得我曾在上面抄下马可的优点，那都是同学们对他的总结。“多谢你，”马可的母亲说。。‘称瞧，马可多珍惜它。” 

 　　马可的同学开始围拢过来。 

　　查理腼腆地笑着说：“我也留着我的纸条，放在家里写字桌最上面的抽屉里。” 

　　恰克的妻子说：“恰克要我把它夹在结婚相簿里。 

　　“我也保存着我的那一张。”玛莉莲说。 

　　“我的放在日记本里。”然后是维民另一位同学，从她的笔记簿里取出皮夹，向众人展示她那破损的纸条。 

　　‘俄经常带着它。”维浪连眼也不眨地说。 

　　“我想大家都保留着自己的纸条。”此时我终于坐下来哭泣。我为马可和其余再也看不见他的朋友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