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日报》数字报 > 2009年05月06日 > B3版-文化视线

邵继云

　　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公元196—220年)，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以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文学造诣总持风雅，而在他们的周围则环绕着一大批群星闪烁的作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后人称道的“建安七子”，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但就文学成就而言，王粲当居“七子”之首。王粲何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据诸多史籍载，其与襄阳万山不无关系。

　　王粲于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与族兄王凯和朋友士孙萌联袂南下投刘表。初到荆州(治所在襄阳)，刘表欲招王粲为东床快婿，但嫌其“容状短小，形陋通脱”而作罢，转而将女儿嫁给了相貌堂堂的族兄王凯，仅收王粲为作文书工作的一般幕僚。婚姻的挫折打击，仕途的坎坷失意，使王粲愁闷填胸，备受压抑和沮丧，于是便在距襄阳以西十里的万山之麓建草庐卜居。

　　对王粲卜居万山，汉魏正史虽无明确记载，但东晋史学家、襄阳人习凿齿(公元320-389年)在《襄阳耆旧记》中则有补记，说在万山上“王粲与樊钦(王粲好友，后任曹魏丞相主簿)共井，……其宅与井见在。”其后唐宋以来史籍续记和诗词歌赋颇多。宋代曾巩《元丰类稿》收录的《魏侍中王粲石井阑记》载，唐上元三年(公元 674年)，襄阳节度使来王真把王粲井的石井阑从万山移至襄阳刺史官舍保官；太子舍人甄济亦作有《石井栏记》；到贞元十七年间(公元801年)于由页任襄州刺史又为之记；会昌二年(公元824年)节度使卢钧又写有《石井栏记》。唐宋诗人杜甫、曾巩、苏轼等亦有诗赋歌之。又据明万历《襄阳府志》载：“万山北际河，水下有仲宣楼”。登万山踏勘，在现万山西麓台地上古砖古瓦遍布，台地下方密林深处确有一古井遗址，且有一长约2米、宽约1.3米、厚约15厘米的半月形乳白色井口石斜卧“V”形坑底，这正好印证了《元丰类稿》中记载的来王真只将石井阑移至襄州刺史官舍，而未记将井口石一并移走保管的史实，其台地与古井应属王粲宅和王粲井遗址确定无疑。

　　万山山水相依，风景秀丽，自是初来乍到襄阳，忧郁而不得志的王粲逃避现实压抑，寻求心灵解脱的理想之地。这里距襄阳近在咫尺，随时可应刘表之诏乘马入幕府笔撰文书，大部分时间或寄情山水，排遣郁闷；或研书穷史，咏诗作赋。

　　应当特别关注的是，王粲自汉献帝初平四年在万山建宅始，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曹操率兵攻襄阳，王粲和蒯越等劝刘表之子刘琮降曹，王粲归曹魏止，其间在万山卜居达16年之久。王粲英年病逝，生年仅41岁，在万山卜居的时间居然占其有生之年的五分之二。作为文人墨客的王粲，在这漫长的16年里，他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山、水和文学，而山清水秀和文化底蕴丰厚的万山，就构成了他生活的底色和要素。青山，砥砺他的心智；绿水，滋润他的诗才，同时与悲凉凄切的心境交织碰撞，使他的文学修养秀而质美，璨然乃珍，具有吐珠纳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厚积修炼达到炉火纯青的至高境界，从而使王粲收获了杰出的文学成就与温暖。

　　据《隋书·经籍四》记载，王粲存诗达11卷，亡佚颇多；流传至今仅23首，其中可以考定为作于荆州的诗篇有《赠士孙萌》、《赠文叔良》、《赠蔡子笃》、《思亲为潘文所作》、《七哀诗》之第二首和杂诗4首。拜读这些诗，在讴歌汉江和万山风光的同时，大都满溢着孤愤怆恻，怀才不遇之情，形成了悲凉愤悱的独特艺术风格。这一时期，王粲不仅诗词意境凄美，而且辞赋登上青云境界，其《登楼赋》为建安时期的代表作，大气恢宏，波澜壮阔，不仅驰骋山水宇宙之域，纵横古今风云之空，而且借景豪抒身处逆境的去国怀乡之情和希冀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雄心壮志。全赋胸臆狂放，情景融汇，词藻清丽，赋风峭拔，与曹植的《洛神赋》齐驱并驾，同居建安文学巅峰，堪称魏晋之赋首，因之后人亦将王粲与曹植并称“曹王”。另外，荆州多古楼，王粲所登楼在何处，历来有襄阳、江陵、当阳三说，而且相互驳难，岂无定论，或许此楼亦在襄阳，尚需史家究源考证。

　　如果说王粲于汉献帝初平四年入万山前是一个“亦善行文，举笔便成”的“异才”的话，那么在万山卜居的16年里，则使王粲磨砺而完臻，厚积而通才，铸就了“自贤俊而置之列位”的政治家谋略。据陈寿《三国志·王粲传》载，王粲在荆州“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称王粲在荆州“著书数十篇……知名之士咸重之”。因之，王粲自万山归魏后即得到曹操、曹丕的赏识和重用，“时旧仪废驰，兴造制度，粲恒典之。”王粲本人在《仿连珠》一文中，也隐然自比管仲(春秋时齐桓公丞相，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孟明(春秋时秦穆公丞相百里奚之子，公元前626年率秦军伐晋大胜)，曰“齐用管仲而霸业立，秦任孟明而晋耻雪”，并强调“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其间王粲春风得意，仕途亨通，先授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官至曹魏侍中，成为“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为显赫之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王粲归曹魏后，其在万山的故居并未像同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隆中的故居一样，万古千秋的被后人保护下来，其深层次原因与曹操有关。因曹操在众多典籍和后人心目中形象欠佳，被视为“篡汉”和“巨奸”，而王粲英年归顺曹操，后人自然也将其视为同类，自然没有很好保护，或任岁月风霜剥蚀，或人为有意而毁之。这既是历史的悲哀，又是王粲本人的悲哀，更是万山文化和襄阳文化的悲哀。但是，文化是永存的，所有这些，丝毫无损于王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牢固地位和文学诗赋的灿烂光华。随着时光年轮的推移和文化的昌明，以及世人对文化理性泯灭的反思、复苏与觉醒，早已溶入古襄阳文化的王粲辉煌文学成就，必将为襄樊人所敬仰、所爱戴、所推崇，进而在万山和襄樊大地上流淌不息，绵延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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