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东方早报》书评版刊登了两篇评论文章，一篇是饶佳荣先生的《光有气魄，只能沦为空言大话》，一篇是郭逸靖先生的《 “诗是吾家事”，此语欠商量》。篇名甚是奇异，不类寻常文章标题，或者是为夺人眼球而起欤？原本不想浏览，无奈眼球被它吸引，竟停止翻版，看了下去。但夺我眼球者，非题目之奇异，乃文章中出现的“龚鹏程”三个字，于是始知文章是评论龚鹏程先生的。

    我是去年9月份在浙江省海宁市召开的“2008浙江海宁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龚鹏程先生的，与他交谈不多，更没有进行过文化思想学术方面的交流，除了知道他曾任台湾佛光大学的校长和会武术外，其余的盖阙如也。看了《东方早报》后，才知龚鹏程先生著作之丰、学识之博、性情之傲也。

    饶佳荣先生在他的文章里一开头就引用了龚鹏程先生的话：“我纵横三教，奔走南北，迩来足迹且遍神州，所会高手，何可胜数？然仅见似我者，未见胜我者。或有一二独门精到之处，足堪敬慕，终不能令人畏叹。一般名家，不客气地说，无论其为人文抑社会学科，倘给我三个月时间，与之同撰一题，讨论彼所精擅之领域的学问，我不以为会逊于当今任何人。”看了这段话后，我记起在那次研讨会上，龚鹏程先生当着金庸先生的面，批评他不懂武术而在小说中乱描绘，引来金庸先生当面的一番驳辩，想想颇感有趣。可见龚鹏程先生确实是够狂的，也很直率的，至少还不虚伪。

    我不知是什么原因，龚鹏程先生会被人炮轰。你说他有名气吧，未必有多大，在大陆学术界中，知道他的人并不是很多；你说他无名气吧，这些年来他在大陆出了几十本书，内容包括散文集、诗集、文学批评史、思想史等，大陆一些大学都聘他做客座教授，而且还真有一些崇拜他的人呢！且不管是什么原因，先看了饶佳荣先生与郭逸靖先生的文章再说，借此机会，让我多了解一下龚鹏程先生功夫的深浅。

    饶佳荣先生的《光有气魄，只能沦为空言大话》一文大约有六七千字，阅后方晓名为书评，实是痛斥性的。他是从三方面来痛斥龚鹏程先生的。

    第一，痛斥龚鹏程先生狂傲的个性，以及武功不精，而滥施套路，虽然剑芒犀利，终究“有其局限”，力不能击败“万古豪杰”，又探其所学秘笈，乃程咬金之三斧头而已。第一斧头，“破” 方法：龚鹏程先生推倒万古豪杰的方法是攻其一点，尤以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为代表。第二斧头，“破”视野：龚鹏程先生的视野“闳开”，鲁迅老先生是他批评的对象，然而可惜的是龚鹏程先生能言而不能行，沉沦为空言大话。第三斧头，“破”思想：龚鹏程先生认为“中国的诗史和西方的史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各自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不必曲意比附。而以前的研究者因时代因缘，崇尚西方文化，对本国文化传统认识不够，不免生出‘中国何以没有史诗’之类的问题。”批评了“迷思”、崇尚西方文化的人，但是龚鹏程先生本身也有这种“迷思”的毛病，自相矛盾得很。

    第二，通过龚鹏程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来痛斥他的自以为是、对学术不严肃的“游戏”态度。

    第三，痛斥龚鹏程先生的著作内容重复，乃是“敝帚自珍”，“不成体系”，留给人的是“鸡零狗碎之感”。

    最后，饶佳荣先生抛下了结论令牌云：“龚鹏程是有才有学的人，文字驾驭能力也颇强，但一面被狂傲的个性所害，文人的自以为是气太重；一面被浅尝辄止的研究习惯所限，造成其著作缺乏深度，常在观点发展成熟之前就不幸而夭折。从学术的角度而言，给我的感觉可以说是有潜力之见解四处皆是，可用之著作则寥寥无几。”

    郭逸靖先生的《 “诗是吾家事”，此语欠商量》一文，大约有五千字左右。与饶佳荣先生稍有不同，他是专评龚鹏程先生的《云起楼诗》一书，来痛斥龚鹏程先生的。

    从文章来看，郭逸靖先生是写旧体诗的高手，因此对龚鹏程先生目中无人的狂傲很是不服气。常言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所以他能捕捉到龚鹏程先生的破绽而狠批。他批龚鹏程先生的要害处有二。

    其一，在格律上。他认为龚鹏程先生未遵循旧体诗严谨的格律，屡犯大忌，疑是标新立异，“自我作古”，欲创“龚体”，实是一件“咄咄怪事” ！

    其二，在诗艺上。他认为诗也是艺术，要高雅，要有骨力，而龚鹏程先生的诗对仗不工，语意重复，造语不通，还有剽窃龚自珍作品之实，并且品味低劣，“俗恶至极” ！

    另外，郭逸靖先生引用了龚鹏程先生的老师张梦机先生在《云起楼诗》序中的话：“昔人论琴，谓初下指一声不合，便终身无复合理。余论诗亦然。”讽喻龚鹏程先生“早就应该弃诗不言了”，并因刘梦芙先生在《诗坛终仗栋梁才》一文中，将龚鹏程先生列入“高水准的作手”之列而掷笔叹息。

    阅罢以上两篇驳论文，真正让我感到好笑。不知龚鹏程先生是否看得到这两篇文章，看到了又会怎样？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答案。之所以好笑，实是因为痛斥人者与被痛斥者，都无所谓也。

    龚鹏程先生的著作，狠批与不批，有什么大不了的意义存在吗？用得着去批吗？虽然龚鹏程先生的著作有许多可商讨之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的著作不存在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既然不存在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那么值得花精力去批驳吗？如果龚鹏程先生的言论观点是在危害社会，毒害他人，那么去批驳他是应该的，因为那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我想龚鹏程先生除了“狂傲”一些，言论观点尚不至于“俗恶”至如此其极也。

    再讲到底，现在是白话文当道，优良传统式微之时，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大家都是白话文的牺牲品、受害者，都是半斤八两，陈糠让新谷，没什么新鲜的东西，还说什么龙争虎斗的？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不懂这一点，有什么好狂的？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别人？陆象先曰：“天下本自无事，祗是庸人扰之，始为繁耳。”因此，狂者自狂，不足以害吾谦，关你何事？然批评亦须有之，苟不若斯，则傥论不张，法言不存，论坛唯趋没落而已矣。

 

 

附一：与龚鹏程先生的合影

 

 

注：左前为龚鹏程先生，中间为龙柏（博名），右边大胡子为中科院研究员、“百家讲坛”讲师胡小伟先生（2008年9月20日合影留念于舟山桃花岛）。

 

附二：

                      光有气魄，只能沦为空言大话

                               饶佳荣

　　“龚鹏程是有才有学的人，文字驾驭能力也颇强，但一面被狂傲的个性所害，文人的自以为是气太重；一面被浅尝辄止的研究习惯所限，造成其著作缺乏深度，常在观点发展成熟之前就不幸而夭折。”

　　“我纵横三教，奔走南北，迩来足迹且遍神州，所会高手，何可胜数？然仅见似我者，未见胜我者。或有一二独门精到之处，足堪敬慕，终不能令人畏叹。一般名家，不客气地说，无论其为人文抑社会学科，倘给我三个月时间，与之同撰一题，讨论彼所精擅之领域的学问，我不以为会逊于当今任何人。”

　　在一般人眼里，敢如此说话的定是狂人无疑。没错，说上面这番话的人也承认自己“愚妄”，还“以博大真人自期”，而且“文、史、哲、政治、社会、宗教、艺术，什么都要研究”。

　　不仅如此，他还指摘鲁迅“知识结构的缺陷”，认为牟宗三“经学甚疏、历史甚隔、文学根本不懂，诠解文献，尤多偏宕”，而陈寅恪的唐史研究问题多多，对钱锺书也不会“低首下心，敛衽无异辞”，还夸自己是“这个时代尚有能力、有资格评骘钱先生的人”。

　　这个人就是“别无所长，只会读书”的“天下第一才子”——龚鹏程。

　　了解了这个人，我们才能理解他的学术。我以为要读懂龚鹏程，首先要读他谈“学道求道证道行道之历程”的《四十自述》和最近上市的散文集《多情怀酒伴》。他自陈：“自由、随性、游戏，便是我读书求学的基本状态。”近几年，龚鹏程在大陆已经出了几十种书，涉及文学史、思想史、宗教史、艺术史等许多领域，真的是儒释道并重，文史哲兼修。我读书太少，恐不及龚先生之万一。要说评议，则吾岂敢！所以，下面只能谈谈自己读书时的一点疑惑和感想，请龚鹏程先生及其他读者指教。

　　龚鹏程为什么敢“唯我独尊”“自衿自傲”呢？一是因为性情，一是确有本事。他在《四十自述》中说自己读书做学问经过两次历练。先是“吸星大法 ”：吸收消化融合前人旧说，加上自己的见解，予以综述。例如，他在《论诗史》（载《中国文学批评史论》）中说：“当时因语文与概念的隔阂，误解误译者不计其数，如天台宗智者大师在《妙法莲华经玄义》中，将悉‘檀’与‘檀’施混为一谈，即是一例。”他举的例子是陈寅恪《大乘义章书后》考证所得，龚鹏程“顺手牵羊”，化为己有。后是“独孤九剑”：区判各家持论之差异，暴露其窘况，逼使其互攻，然后独标胜义，推倒万古豪杰。因此，龚鹏程的论文往往锋芒毕露，见招拆招，着力于破。不过，这种思路亦有其局限。比如，他批评鲁迅固然畅快淋漓，但专意于“破”，有时很难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鲁迅真正的学术史成绩。而陈平原的《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让读者理解鲁迅的学术脉络及其贡献。

　　龚鹏程有何“破”学秘笈？

　　第一招，“破”方法。龚鹏程所“破”的目标可以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为代表。在《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载《中国小说史论》）一文中，他指出胡适开创的章回小说考证路数是一种“迷思”（以考证为科学，并形成反科学的“科学主义”），因为历史的真相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态的、固定的。而胡适、顾颉刚等学者“古史辨”的理路本身就是充满科学想象的历史观。龚鹏程要“破”的正是这种“典范”，所以他屡试不爽，藉此傲视群雄。例如，他对陈寅恪的某些考证大不以为然，认为只是“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又如，他研究李商隐的诗，在沉吟往复多年以后，认识到“知人论世”、“细按行年，曲探心迹”的诠释方法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本身可成为一独立的世界。这就跳离了考史论诗的窠臼。由此，龚鹏程主张处境分析，而过去“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方法，只是资料的文献分析。他则主张综合语文分析与处境分析，不仅注意“历史处境”，还注意诠释者所在的“存在处境”。

　　第二招，“破”视野。龚鹏程批评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时，认为鲁迅是个“孤陋的论者”，喜欢“孤立地论事”，结果把中国文学“说唱的传统整体切割变造为一个单线的小说史”，而且只是孤立地谈某一类小说。同时，他也不赞同田仲一成从祭祀仪式探讨中国戏剧的取向，提出戏剧叙事能力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把小说与戏剧结合起来研究，才能领会中国文学的优长和特色。再如，他说常州学派的学者人人博通经学、小学、天文历算之学，文章兼容骈散，填词可与两宋争辉。要打通文史哲重重关节，综合描述并探究这一学派，方能得其大要，洞中肯綮。只可惜，龚鹏程“视宇闳开”，至今似乎还未写出这般著作来。不过，不论龚鹏程本人的研究做得怎样，这种通观全局的视野还是值得学者思考和借鉴的。

　　第三招，“破”思想。这可以龚鹏程《论诗史》为例。他认为中国的诗史和西方的史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各自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不必曲意比附。而以前的研究者因时代因缘，崇尚西方文化，对本国文化传统认识不够，不免生出“中国何以没有史诗”之类的问题。这种以西律中的思想往往看不到两者本质的差别，结果造成种种“迷思”。龚鹏程就在此等处振剑一刺，破其堂庑。论“抒情传统”也是如此。他在新浪博客发表的《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中指出，揭橥这一传统的陈世骧是以西方抒情诗的观念看待中国诗，错把中国诗的“抒情特质”当作“抒情传统”，到头来只能“胡扯一通”，“河汉其谈”。因为中国诗很少说“抒情”，更常用的词汇是“缘情”、“诗咏情性”之类，含有气类感应的哲学内涵，而这恰是西方抒情诗所没有的。

　　不过，就“抒情传统”而言，龚鹏程批评陈世骧、胡适的话，似乎也可用到他自己身上，因为他就犯过这种毛病。他在《不存在的传统》一文中说，他的旧著《文学批评的视野》就批评过这个“传统”。不过，依我所见，龚鹏程直言中国“不存在”抒情传统，或许是近些年思考所得，因为此前他也常用这个术语。譬如，龚的教授升等论著《诗史本色与妙悟》（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即《中国文学批评史论》第一、四、五、六章及补遗）的《诗史》部分就是“反省叙述诗风与抒情传统之间的关系”，可见他当时对抒情传统本身未作任何质疑。再者，据《从〈吕氏春秋〉到〈文心雕龙〉——自然气感与抒情自我》（载《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此前改题《自然气感的世界》，载《汉代思潮》），我们知道这是作者1986年12月（《文化符号学导论》说是1987年12月，《汉代思潮·自序》说是1987年友朋论学之作）参加文心雕龙研讨会的论文。这篇论文采纳了蔡英俊的说法，以《古诗十九首》作为中国“抒情传统”的历史起点。1987 年，他写《论李商隐的樱桃诗：假拟、代言、戏谑诗体与抒情传统间的纠葛》，也涉及“抒情传统”。另外，在《文化符号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龚鹏程对“抒情传统”虽已有所反思，但并未扬弃这一“传统”，例如他回顾研究李商隐的诗歌时说：“我们其实也可在‘抒情传统’之外，再建构一条‘文字传统’的脉络。”这里体现的是把“抒情传统”与“文字传统”并举的思路，并没有完全否认“抒情传统”。

　　上文所谈大都围绕龚鹏程的文学史研究，下面我们来看看他的思想史研究。

　　思潮研究系列可算龚鹏程在思想史方面的成绩。他在《晚明思潮·自序》写道：“我之为学，以创构一中国文化史学的规模自期，欲通古今之变，以究天人之际，而有以处理当代之文化危机也。”这可以说是他的治学宗旨。因此，他特别关注中国历史上几个重要的文化变迁的时代，如春秋战国、汉魏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清末民初以及当代的社会变迁和文化状况。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写《汉代思潮》、《唐代思潮》、《晚明思潮》、《近代思潮与人物》了。

　　以《汉代思潮》为例。龚鹏程对“整个学界鄙薄汉代思潮的状况”很感遗憾，认为近代以来的学人“对汉代之认识实多偏差”，于是他的脾性发作了，要 “在大时代的边缘唱些不同的反调”。他认为过去太过抬举魏晋，贬抑两汉，没有看到历史的“延续性”。在《汉代思潮》第二章《自然气感的世界》，龚鹏程从被学界视为魏晋灵魂的“情”入手，指出两汉的人性论基本上是围绕“情”展开的，魏晋的“缘情”实由两汉流衍而来。因此，魏晋只是历史上“变而为变之局”。这种说法不免偏颇，至少跟他一再强调的汉末魏晋文化变迁论似颇有扞格之处。

　　龚鹏程一边说董仲舒的《山川颂》“歌颂自然之美”，“可视为我国审美意识发展之重要文献”，一边又说《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抒情传统的历史起点。 “抒情传统”一语，上文已有辨析，兹不赘述。这里想说的是龚鹏程的逻辑。一般认为，《古诗十九首》大都是东汉末年的作品。既然把东汉末年的作品当作抒情传统的“起点”，为什么又大谈西汉董仲舒的《山川颂》的审美意识呢？两汉超过四百年，这个“情”是如何流衍传承的呢？龚作都没有明确的论述。总之，我觉得这本书对两汉的处理不够细腻、不够清晰。这或许可说是《汉代思潮》的一个缺憾。

　　不过，写到这里，我忽然有点怀疑起来。因为，在龚鹏程看来，很多学者只有“一孔之见、一得之愚”。为“体谅”众生，他“有时也只好故示愚拙，露些空门与破绽，以娱论者”。或许此等处正是龚鹏程故意露的“破绽”。也许这就是他所谓的“学术游戏”。而这篇《自然气感的世界》却一再收入他的皇皇大作之中，自己的观点已发生变化，却无只字说明，可见龚鹏程自以为是到何等地步。

　　内容重复似已成为龚著的一大特色。本来，因主题的关系和写作的需要，出现一两篇内容相同的文章，读者自能理解。可是，这几年龚鹏程在大陆出版的学术著作绝大部分都有重复的文章，少则一两篇，多则占全书一半以上。如《佛学新解》共十五章，有八章与旧作重合，尤其让我想不通的是，有两篇论文还收入同一出版社不久前发行的《中国诗歌史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其实，作者完全可以在序言中交代（龚鹏程在个别书中确实这么做过），“这个问题可参见某书某文”。敝帚自珍无可厚非，但一再重复旧作不也显示出作者的不自信吗？龚屡称他人著作“徒费纸张，无益环保”，自己为什么不为环保稍稍做一点贡献呢？还有，龚鹏程重刊旧文，有时还改头换面，如把《论妙悟》改为《释“学诗如学禅”》。

　　对作者而言，这种出书态度看似潇洒，其实很容易失去读者的尊重。以《唐代思潮》为例，这本书不成体系，只是综合拼凑旧作，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看似浩瀚渊博，却难逃浅尝辄止之讥——自然，这是以龚鹏程的水平来衡量的。

　　例如，该书第一章《隋唐之际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谈了三个主题：北朝最后的儒者王通、孔颖达《周易正义》、唐初书法史。这么分散的论题，杂凑在一块，妄图解释“隋唐之际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给我的感觉却是拳头打在棉花上。再如第五章《中晚唐的文化变迁》，一忽儿唐宋族谱，一忽儿唐代剑侠，一忽儿唐传奇，一忽儿李商隐，没有衔接，没有缝合，没有沟通，只是一股脑儿堆上去。这章共八节，后四节谈的全是诗歌问题。涉及文学的部分只有《唐传奇的性情与结构》谈到中唐“哲学的突破”和“天命思想”，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可是，这篇论文毕竟是一篇文学史论作，写作的出发点不是探究思想史的理路。再看第六章《晚唐之思想与文化》第一节《道教内丹学的兴起》，主要是谈内丹学在隋唐之际的转变，涉及晚唐的内容殊为有限。明明是一篇独立的论文（又收入《道教新论》，改题为《内丹学的兴起》），却要强安在“晚唐之思想与文化”这个题目下。其实，作者可以写一篇很有分量的导读，把旧作串起来，阐述自己对唐代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烛幽照疑、豁蒙发覆”之见。然而，龚鹏程仿佛想让读者觉得这是一本《唐代思想史》，从唐初到中唐到晚唐，时序渐进，似乎确有脉络可循，说到底也仅能“逸笔草草、勾勒大样”。呜呼哀哉，我们能不为淹通博雅、雄心万丈的“学术大鹏”发一浩叹！

　　与葛兆光花了整整一编六节（这里的“节”相当于“章”）处理唐代思想相比，这本《唐代思潮》洋洋洒洒“堆”了六七百页，却给人鸡零狗碎之感。与其说这是龚鹏程的治学能力问题，毋宁说是他的治学态度问题。

　　龚鹏程曾傲然陈词：“我虽不才，亦曾博涉四部、兼通三教、平章古今，欲衡吾之是非，岂容易哉？”我很欣赏这种气魄，但光有气魄，而没有实绩，到头来也只能沦为空言大话。我在往复论坛上读到云中君（陆扬）先生锐利通达的评论，谨录于此，敬质于龚鹏程先生，并用以作结：

　　龚鹏程是有才有学的人，文字驾驭能力也颇强，但一面被狂傲的个性所害，文人的自以为是气太重；一面被浅尝辄止的研究习惯所限，造成其著作缺乏深度，常在观点发展成熟之前就不幸而夭折。从学术的角度而言，给我的感觉可以说是有潜力之见解四处皆是，可用之著作则寥寥无几。

 

附三：

                     “诗是吾家事”，此语欠商量

 

                              郭逸靖

   

    己丑暮春，雨飞花谢，杜门而居，从友人处借来龚鹏程《云起楼诗》和诗话，一读之下，不禁掷书叹息：吾乃今然后知其非天下之佳作也。下面将读龚诗时的一些札记稍加整理，以求证于知诗诸公。

　　首先谈其格律。旧体诗中律诗、绝句格律最严，遗憾的是，龚诗格律多有舛误（以下举例只限于律绝，古体姑置不论）。

　　《述菊三首》其一：“兵气冥茫海雨空，只依篱下祝秋风。趺香瘦蕾无言说，深杯慰尔一襟红。” （25页）

　　案：此诗为七绝。最后一句失对。按照格律其句式应为“仄仄平平仄仄平”，而龚诗为“平平仄仄仄平平”。

　　《读锦松和陶饮酒诗戏作》颔联下句：“垤蚁熟炊恣隐居。”（51页）

　　案：“熟”为入声一屋韵。“恣”属去声四寘韵。此句为“仄仄仄平仄仄平”，犯孤平，属于近体诗律的大忌。

　　《江头》：“江头长网遮红鳞，剪韭催灯淡海滨。”（58页）

　　案：此诗为七绝。第一句“遮红鳞”之“遮”字属下平六麻韵。此处以三平调收尾，亦属于近体诗律的大忌。

　　《惆怅》：“南海啼鹃出桄榔，杏花吹雨小沧桑。江湖已渐无高士，青春终不负醉乡。辄复登临悲阮籍，敢烦游戏话襄王。此生惆怅东风里，未办萧郎短后装。”（同上页）

　　案：此诗为七律。然其格律却错得一塌糊涂。第一句“出桄榔”之“桄”字，应仄而平。第四句“青春”之“春”字应仄而平。出律如斯，只能归为拗体了。当年老杜创为“吴体”，龚君殆欲步武诗圣、自我作古、创为“龚体”耶？此则老朽未敢知也。

　　《丁卯春日偶成》：“吹万不同怒者谁，天机浩浩莫相窥。长揖轩冕馀清事，徙倚芳辰对翠眉。偶亦人间悲俯仰，岂由春梦论盈亏。屯难斯世非不爱，坟籍修营尚有为。”（64页）

　　案：此诗为七律。然其格律却错得一塌糊涂。大致来讲，第一句犯孤平，第三句失粘，第六句三平调，第七句失律。然则此亦“龚体”耶？

　　《青城山中作》颔联：“闻见青苍扑面宇，吸呼海雾生心扉。”（70页）

　　案：此诗为七律。上句“扑面宇”三仄尾，下句“生心扉”三平调，均是近体诗的大忌。

　　《晓林处夜谈归来作》颈联：“峥嵘莫道豪侠传，繁胜多亏美人腰。”（94页）案：此诗为七律。上句“豪侠传”之“侠”字属入声十六药韵。而此处应用平声字。龚君著有《侠的精神文化史论》（山东画报出版社），自己也会武术，写过一些评论武侠小说的文章，此诗自注也谈到了武侠小说作家古龙及于东楼等，却搞不懂“侠”字在古时属于哪个韵部，真是咄咄怪事！

　　老朽不才，和梁任公有同好：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据说台湾麻将和大陆麻将有不同的打法，龚君诗作违律之处如此之多（其诗自23至108页，几乎每页皆有错，限于篇幅，只能试举数例如上），莫非台湾旧体诗律和大陆也有不同？

　　龚诗格律既已如是，其诗艺又如何呢，诗歌也是艺术，艺术这东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嗜好。下面只从比较常规的角度大致谈一下：

　　属对偏枯。律诗中间二联讲究对仗，古人为了一个好对仗，往往废寝忘食。龚君的诗似乎不甚讲究对仗，往往属对偏枯，也就是“对不起”了。如：“少年肝胆摇书幌，淡海烟尘著旧风”（《淡海夜游》）、“稍从沧海观鹏化，忽漫停云搅客思”（《寄国彦》）、“如此山河真可念，伶俜少日忍相忘”（《癸亥春尽二首》其二）等等，均不能算是好对。

　　语意重复。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里论述王荆公屡用刘玄德求田问舍之语时曾说：“夫一家诗集中词意重出屡见，藉此知人，固徵其念兹在兹，言之谆谆，而谈艺则每嫌其事料俭而心思窘，不能新变，几于自相蹈袭。”龚君书所附《云起楼诗话》之《汪精卫诗》中论及汪氏好用叠字时也曾说：“这是诗才俭束，无多变化之徵。”然则龚诗也不能免此讥。其诗如“吸呼海雾生心扉”（《青山城中作》）、“吸呼修静有奇功”（《平淡》）、“吸呼元气作精神”（《藏应道长遐升志感》），吸呼、吸呼，惜乎太多了！诸如此类的还有不少，比如“冰心回梦到华胥”（《初春偶成》）、“冰心仍作酒痕红”（《淡海夜游》）、“春心愿化玉壶冰”（《杂槐》）等。

　　造语不通。《云起楼诗话》之《汪精卫诗》曾说汪诗有些句子不通，“还有些则整首费解”。我读龚君的《云起楼诗》，有时也不免有同样的感受，如“筋力似缘诗兴减”（《初秋过淡水，坐江楼，小寐》）、“冰心仍作酒痕红”（《淡海夜游》）、“不厌青山照影低”（《照影》）、“一灯心事花扶起”（《风怀》）等等，只能说是不通了。

　　此外，龚诗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如七绝《药方》：“霜毫挥罢倚天寒，墨渖淋漓取次看。岂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稍微读过清诗的人都知道龚自珍《己亥杂诗》里有首名作：“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龚鹏程此诗生吞活剥龚自珍诗，虽然五百年前是一家，楚人失之，楚人得之，然终不免像自矜吟出“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刘心武一样贻人口实。

　　龚君在其《近代思潮与人物》中《钱锺书与廿世纪中国学术》里曾经说过，“钱锺书善论诗而无诗才，论者不谙此道，胡乱称赏，不知钱诗有些不但称不上好，根本就是烂诗。如‘缠绵悱恻毫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困人天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之类，这些诗能夸吗？”龚君的意思无非是说钱诗没有骨力，是女郎诗，然则恋爱中做点绮怀诗正应该用此格，不知龚先生当年给现在的太太写的是何等杰作？可惜《云起楼诗》中未收，我们不能瞻仰学习。然则龚诗如“自将美人销夜雨”（《平淡》）、“微霜郁郁黄金屋，淡扫樱唇一点红”（《夜雨》）等尤属恶调，不中为中书君作仆。其“春风春雨春夜寂，人谀人叹人语酸”（《禅观》）更下一等，俗恶至极。

　　龚君在《奉答锦松》里曾说“诗法斫轮技，心手曾苦参”，表明他在学诗方面是花过大力气的。在《寄少白》中还说“诗亦吾家事”。在前代龚姓似乎不多，只是到了清朝才有初期龚鼎孳的定山堂诗和末年龚自珍的定庵诗。不过看来《云起楼诗》还是没能“绳其祖武”。读龚君所著《四十自述》等书可知，龚君是张梦机的学生，自称“从他所写的《近体诗发凡》中获益良多”。又称从张之淦学诗，张之淦为之窜易删改，几无馀字，并作长篇批注，教示做诗法门。张之淦先生我不太了解，张梦机是李渔叔的门下高第，两人都是台湾著名的诗人，张著有《师橘堂诗》等多种，李则著有《花延年室诗》，都是非常好的旧体诗。龚君看来还远没达到老师、太老师的水平。《云起楼诗》前有张梦机所作序，略谓：“诗自初阶至归墟，约可区为四层：一曰格律生硬；二曰平衍甜熟；三曰奇趣纷呈；四曰俊逸清新。”称龚诗“所作大皆奇趣纷呈”，“他年高臻‘俊逸清新’之境，或将挽狂澜于既倒”。老师未免太阿学生之好了。依我看，龚君之诗格律尚且不稳，最多不过是张梦机所言的第一层境界。倚此诗才，在前清欲博一青衿亦非易事，“挽狂澜于既倒”云云，岂非梦呓？张梦机序言一开头便说：“昔人论琴，谓初下指一声不合，便终身无复合理。余论诗亦然。”照此说法，龚君早就应该弃诗不言了，然而龚君还是太舍不得自己的大作了。1987年台湾华正书局出版的龚鹏程著《读诗隅记》书后就附有自己的诗作，当时取名《无垢堂诗辑》，2000年又在台湾学生书局印行《云起楼诗》（书后有《云起楼诗话》，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诗话，不过是白话论诗文章的合集，与《莫砺锋诗话》属于同一类）。照目前龚君出书的趋势看，相信此书不久后也会在大陆重版。然而我的意见却和张之淦先生的意见一致，“这样的诗集，不刊也罢”（见《云起楼诗》之《写诗心情》）。

　　刘梦芙教授多次著文称不能诗者评诗必多门外语。龚先生在旧体诗方面的造诣深浅，我已经讲得很多了。那么，让龚君来论诗是不是也会有些门外话呢？我们不妨举一些小例子。

　　还是《云起楼诗》所附《云起楼诗话》中《汪精卫诗》一篇，龚君说：“如‘却化月华临夜静，顿令波影为秋清’，连声调平仄都错了。”汪氏此诗我反复诵读，却怎么也找不出何处“声调平仄都错了”，后来恍然大悟，莫不是龚君把“顿令波影”的“令”字读成仄声了？龚君写过《玉溪生与佛教》、《义山诗小笺三则》等文章，然则龚君难道没读过李义山的名作《筹笔驿》“徒令上将挥神笔”？此处双照楼主人没错，云起楼主人错了。

　　又如，龚君在《晚清诗人讽寓的传统》（见《读诗隅记》）中谈到陈沆的《诗比兴笺》时说，钱锺书虽对此书有不满，“其自作《谈艺录》，却仍不少《诗比兴笺》的影子”。众所周知，钱氏之书，所重在谈艺，而陈氏之书，所重在比附史事、阐发诗中的微言大义，根本就是两个套路，钱书有陈书的影子云云，只能是龚君的独得之秘了。其实，这个鸳鸯谱，点到陈寅恪、钱仲联头上倒更合适。

　　自从子舆氏说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话后，知人论世变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口头语。还是在《晚清诗人讽寓的传统》，还是讲陈沆、钱锺书，龚君引述钱锺书《谈艺录》谓其书（《诗比兴笺》）“实不出吾郡学者之绪馀而已”，龚君自加按语：“案钱氏常熟人”，这一段龚君自己明明在讲“常州家法”，怎么冒出来个“常熟”？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时笔误或手民之错，在《钱锺书与廿世纪中国学术》里，谈钱锺书诗学时也讲到，“钱氏诗学，亦因此而与其常熟故里诗风不同”，下面并举常熟诗人张鸿、杨云史、钱仲联以进行对比。搞错籍贯当然不能说是多么大的问题，但是发生在龚君大谈特谈的钱锺书身上，就太不应该了。如果是龚君大作《书艺丛谈》中所谓“其处者为刘氏”者犯了这种错误，正不知云起君会如何措辞。

龚君其诗、其学既已如是，用龚君自己的话说就是：钱锺书先生的同宗、江南才子钱济鄂看了，“纠弹讥议，盖又将更甚于其评欧阳修了”。

顺便补充一句，刘梦芙教授是很欣赏龚鹏程先生的诗的。他在《诗坛终仗栋梁才》（见其所编《选堂诗词论稿》，黄山书社，2009年2月）里说：“因编者当年视野所限，《海岳风华集》漏收了不少高水准的作手，据笔者所知，有吕君忾、邓小军、龚鹏程、汪茂荣等。”龚君大名赫然在“高水准的作手”之列，不禁让人掷笔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