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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的烦恼

(2014-04-23 14: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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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2013年12月18日,一向以口罩加墨镜形象示人的“天涯社区年度爆料人”周筱赟,在网络上向李亚鹏“开炮”,称李亚鹏及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市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书院中国”)涉嫌多项违规,指责其同时担任基金会和某企业法人,借公益敛财。这只是一个开始。很快,周筱赟将矛头直指李亚鹏与前妻王菲共同发起的嫣然天使基金(下称“嫣然基金”),认为它已沦为李亚鹏牟取私利的工具。4月4日,舆论风暴中的李亚鹏在英国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称,第三方机构对嫣然基金和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下称“嫣然医院”)进行审计已经结束,不过,完整的调查报告尚未完成。无论调查结果如何,在现代慈善尝试缺乏的中国,在慈善法规缺失的当下,再加上“郭美美事件”带来的官办慈善信任危机,作为独特模式存在的嫣然基金以及李亚鹏本人,恐怕仍有很艰难的慈善之路要走。

记者_许智博 北京报道 专题摄影_刘浚

星光熠熠的圈子化募捐

2006年11月21日嫣然基金成立。在这之前,在中国大陆慈善领域里,还没有专门由明星发起成立的基金会。

这一年的12月,天后王菲和同为明星的丈夫李亚鹏,以慈善晚宴的方式,开始了嫣然基金的第一次亮相。圈内好友刘嘉玲、赵薇等明星大力捧场,为嫣然获得极高的媒体曝光度外,也几乎“贡献”了这一年所有的捐款——9570367元。

从那时起,这个由顶级天后夫妇倡议的基金,强烈带上了明星的光环,其特有的“明星圈子式募捐”模式,也一直沿用至今。

为寻找捐款人情况,记者通过红基会官网“公益项目”链接,顺利找到嫣然基金的主页,在左侧的“功能区”里,记录着嫣然基金捐赠人名单(从2006年开始统计到2013年11月30日),而截至2013年10月,被救助的患者共计9347人。

同样在红基会的官方网站,与“公益项目”在同一行的“信息披露”链接下,可以找到嫣然基金从2009年起的单独审计报告。记者核对后发现,周筱赟在其微博置顶的、可以供人下载的关于嫣然基金的“核心财务数据”,即为从上述两处下载的捐赠人名单(到2012年12月)和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嫣然基金所做的2012年度审计报告。而周曾对媒体称,这些材料“你把红十字基金会翻遍了都找不到的,这是隐藏在子目录的子目录下面”。

如果对嫣然基金的捐款人名单和捐款数额进行简单的统计,很容易发现,虽然捐赠名单将近2万人,但其中,200余人(含以企业名义)的捐款占据了捐款总额的将近九成。这些人的身份大多为明星、企业家、股东、定点合作医疗机构以及少数有宗教背景的人士,圈子化色彩明显。

这些大额捐赠人中不乏充满传奇色彩的“金主”,比如一直以大手笔为各种慈善事业捐钱的环球国际(香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钱峰雷。2009年12月23日,钱一天内为嫣然基金捐赠三笔善款共计360万元;2012年5月27日,钱峰雷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嫣然天使基金慈善晚宴”上,以2000万元拍得全场最后一件拍品玉观音,被当时在台上的李亚鹏打趣称其为“钱多多”。次日,钱的认捐款项到账,三笔共计2100万元。而这次晚宴最终以5460万元善款创造了嫣然基金历次慈善募捐的收入纪录。

但是,通过几次慈善晚宴的新闻报道中出现过的捐助数额、认捐人士的形象描述和捐赠名单对比,记者发现像钱峰雷这样将捐款以自己实名入账的人士并不算主流,大多数明星和企业家都会以企业等其他名义入账,比如2007年上海晚宴时的“标王”为一对出资510万元拍下刘开渠作品《童趣》的“王姓夫妇”,但捐赠名单中显示,几天后款项最终以一家上海本地企业的名字入账。此外,某些明星也会以自己的孩子名字或名下关联的企业入账。

2012年5月27日的慈善晚宴,是嫣然基金为筹建嫣然医院举办的一次“定向募捐”活动,在场明星与嘉宾共计认捐了17间病房以及两间手术室。一位参加过2012年晚宴的人士回忆,捐助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拍卖,或者认捐病房,病房10万,“当时捐了两个病房,一个10万,我当场刷了卡。”

在医院建成后,嫣然基金曾邀请过这些捐款人参观医院的病房,并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病房门牌之上。记者在在嫣然医院病房区看到,陈建斌夫妇、邓超儿子的名字、李亚鹏中戏时的同学、长江商学院同期同学等一批娱乐圈和商业圈人士的名头,确实都在病房的门牌之上。

在2013年5月香港举办的嫣然慈善晚会上,赵薇、那英、邓超、关之琳等诸多明星再次为当时尚未离婚的李亚鹏、王菲“助阵”,钱峰雷也再次以3000万港币的价格拍下曾梵志的名画。那英当时面对热闹的捐赠场面,大声喊道:“香港同胞,我知道你们很有钱,只要你们捐钱,要我唱多少都可以,随便点!”

不过这次慈善晚宴的收入并不会进入嫣然基金在红基会的账号里,而是进入嫣然基金在香港的分支机构,这个嫣然基金意图打通海外的“筹款平台”。香港媒体评论称,运行一个慈善基金,通过慈善晚宴这种“大人物筹资”方式并不是长久之道,选择香港开辟常态筹款渠道、持续有效的筹资,才是一个基金赖以生存的基础。

背靠红基会的得与失

李亚鹏选择将嫣然基金挂靠在红基会下。作为红基会的专项基金,除了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之外,也不具备自己的银行账号,只能使用红基会指定的账号。

嫣然基金和红基会的审计单位始终为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2009年到2011年,由中维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而2012年,改为更有声望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记者对红基会提供的嫣然基金历年的审计报告进行对比,在2006年至2011年的收支统计上几乎完全一致。

根据这六年嫣然基金的善款收入统计,不难发现,除去2006年,在举办慈善晚宴的2007、2009、2012三年,嫣然基金的收入都超过了2000万,晚宴的劝募能量之巨可见一斑。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2013年在香港第五次的嫣然慈善晚宴收入显然也应该是一笔超过4000万元的“巨款”。

在支出方面,嫣然基金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资助资金、宣传筹资费用、项目管理成本。

记者发现,由于审计报告统一按照红基会的管理定式发布,2010年到2012年,嫣然基金“定向”拨付给嫣然医院的900万元、700万元、4173.5万元的资金,均被统计进了资助资金内,并没有单独的会计科目。但在红基会2010年到2012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和工作报告的《财务报表附注》里,前两笔款项的支付对象为嫣然医院的筹备主体“中恒健医疗有限公司”,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对象就是嫣然医院——三笔款项共计5773万余元,与红基会在今年元月声明中“两次晚宴”募得“定向用于嫣然医院建设资金5322万元”的说法有些出入。这或许与2009年12月下旬慈善晚宴捐款最终陆续落实的时间相关。

不过这三笔定向款项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回击了周筱赟对嫣然基金“平均单笔手术费用高达9.9万元”的质疑。根据红基会的数据,用于9442个患儿的救助款共计4153万元,平均每例手术成本不到4400元,甚至略低于同类救助机构5000元的平均救助成本。

按照民政部《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李亚鹏称,红基会与他约定双方可以“各拿5%”。

截至2012年底,红基会从嫣然基金累计“征收”546万余元,恰好约占嫣然基金同期总支出11492万元的4.8%左右。有人质疑这一项为“利益输送”。但李亚鹏解释为,红基会并非“白白抽成”,除了慈善账号管理,其遍布全国乡镇一级的网络,为嫣然基金寻找、救助唇腭裂患儿提供了很大帮助,不可能不产生成本。

不过审计报告里没有行政支出成本科目,意味着李亚鹏没有提取他可以提取的“5%”,而是在自掏腰包维持嫣然基金的团队运转。嫣然基金的团队工作人员常年稳定在20至25人左右。一位熟悉慈善圈的人士称,2010年前,李亚鹏一般通过自己名下的春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嫣然基金的行政支出,2010年后改为自己直接支付,金额在100万到160万不等。如今,嫣然基金与李亚鹏的“中书系”企业一起在798艺术区南侧、寸土寸金的北京恒通商务园办公。在采访中,李亚鹏对记者称,去年他就为嫣然团队支付了280万的行政经费。

近年来,中国红基会等官办慈善的名声因为郭美美等一系列事件可谓跌到谷底,2010年李连杰的壹基金从红基会“独立”转型成为公募基金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更高的效率和透明度。

彼时曾有人问李亚鹏嫣然基金是否也有类似的计划,身为红基会理事、嫣然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的他,在回答时显示出了其与红基会维系关系的艺术。他称,虽然嫣然基金可能在工作节奏方面比较拖拉和缓慢,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设置有它自己的存在价值,我认为这种束缚和约束让我们更安全和稳健。”

作为医疗救助型基金,嫣然基金功能相对简单,没有壹基金那样对决策权的强烈诉求,与红基会倒是“相安无事”,但面对中国慈善领域中诸多的空白地带,官方慈善的“透明度”问题还是把嫣然带进了是非。

“为什么一方面慈善公益组织在向透明化努力,一方面社会质疑又持续不断?其间就是国家对慈善公益组织信息披露制度规定得不够详细,不能完全指导慈善公益组织实际操作。”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说。

自建一座医院

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坐落于北京朝阳区望京社区,这座5层楼的医院是这一带最低矮的建筑,马路对面是刚刚建成的“地标”望京SOHO。

2006年嫣然基金成立后,首先选择了寻找合作定点医院完成对唇腭裂患儿的救助,条件有三个:除了最基本的“资质要符合国家标准”,还有“有捐赠行为”和“医生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并且愿意每年捐赠7天工作时间义务出诊和手术”。

一位慈善界人士称,普通人基本无法想象一个慈善基金在建立之初,在谈判时面对公立医院完全处于弱势,所以最后很多民营医院成为了合作的对象。

这个困境即便彼时带着明星光环的李亚鹏和王菲也无法突破,伊美尔联合创始人、嫣然医院院长李滨最初向李亚鹏谈合作时,就直言不讳地说:“我提出的条件是,无论其他医院报价多少,伊美尔一律打八折。”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伊美尔根据手术的难易程度,只简单按照“345”(3000元、4000元、5000元)的标准收费。

最终,伊美尔、四川西婵这样的民营医院以及同类基金下属的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等西部地区的公立医院一起,成为了2006年至2011年嫣然基金资助患儿的定点医院。

到了2009年,李亚鹏开始有了建一座医院的念头,这在慈善界也属于个案。李亚鹏解释初衷时称,随着救助的展开,他发现不可能帮助所有的患儿,所以转向对“质”的追求,要对患儿进行“序列治疗”。而一些慈善界人士分析称,除了上述理由,个别定点合作医院在救助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或是自身卷入负面新闻,让李亚鹏和嫣然基金有所担心。

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李亚鹏最初希望以嫣然基金的名义建立嫣然医院,但由于嫣然基金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自然也无法成为医院的发起人。此后,李亚鹏又试图与红基会合作发起嫣然医院,但红基会出于运营难度、监管风险等考虑放弃了计划。

最终,李亚鹏只能与李滨等几位发起人以自然人身份申请建立医院。筹建之初,北京市卫生局同意设置嫣然医院的批复对象为李亚鹏、汪永安、李滨、唐越四个具备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而如王菲、静安希尔顿拥有者胡岚等持境外护照的创始股东,亦没有发起资格。这其中,伊美尔总裁汪永安与李滨曾是公安大学的校友,唐越则为艺龙的创始人、著名投资人。

之后,李亚鹏向红基会提出申请,以嫣然基金为筹款平台,为嫣然医院进行定向筹款。经红基会的审核、同意后,便有了前文中于2010年和2011年支付给“中恒健医疗有限公司”900万和700万两笔款项。

记者曾就已经注销的“中恒健”询问李滨。李滨的答复是,“中恒健”原为伊美尔的母公司,2010年由于伊美尔引入新的股东和资金进行资产重组,因此“中恒健”已经没有实际用途。

按照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相关管理条例,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程序为“前置后批”——即先要建好医院,然后才能审批,审批后才能注册登记。因此,李滨等人“彻底清空”了“中恒健”,让其承担了嫣然医院“前置”筹备主体的角色,期间不再经营其他业务。李亚鹏在接受采访时也称,为了程序上的避嫌,他不可以用自己的公司去做医院的筹备主体。

李滨还称,在“中恒健”承担筹备的过程中,李亚鹏、汪永安、李滨、唐越四人自己还出资共计1000万元,作为嫣然医院的第一笔投入。

个人一分钱都拿不走

原伊美尔公共事业部的总监、现在嫣然医院的常务副院长刘燕群曾透露,在决定办医院之初,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让8位发起人十分纠结:要将医院办成什么性质?

在当下,“民办营利医院”和“民办非营利医院”,尽管都属于政府目前鼓励的社会办医范畴,但实际政策却差距很大:民办营利医院可以自主定价,而且投资人可以享受利润分红;而民办非营利医院的定价则需要按照政府规定的定价政策,而且投资人不能分红,医院利润只能用于医院自身的发展。

在李亚鹏的坚持下,最终嫣然医院性质为民办非营利的二级医疗机构,于2011年12月获得了北京市卫生局的批复,也按照“大红本”(北京市医疗收费标准的俗称)收费。在刘燕群看来,坚持非营利性质,一是彻底杜绝别人质疑股东分红的麻烦,二是“在亚鹏看来,还是非营利更能够体现慈善的初衷。”2012年6月,嫣然医院正式注册登记。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民办非企业单位”意味着嫣然医院所有资产都属于社会资产,举办人、出资人对它没有财产权,也没有从机构盈利中分红的权利,“这个机构如果终止撤销,剩余的财产也必须同样用于社会公益,个人一分钱拿不走”,所以,“李亚鹏的嫣然医院是中国的稀有动物”。

嫣然医院成立的同时,“中恒健”因为“完成了使命”而被注销。这个事情也引起过质疑。一位公益界人士称,由于“中恒健”不复存在,当初的1600万元善款是否确实用于筹建医院,难以查证。

但也有法律专家认为,只要嫣然医院的账户中确有前述两笔善款的收支记录就没有问题——这或许就是李亚鹏在4月9日接受采访称嫣然基金“没有瑕疵”之后,周筱赟又高调宣称“秘密就在验资报告里”的原因。记者曾电话联系周本人,他婉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并仍建议记者去看他微博上质疑李亚鹏的证据。

无论是账目统计,还是李亚鹏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口径,嫣然医院的造价都在6000万之上。医院并非从空地上新建,而是用望京地区半价的价格租用的李滨朋友的楼盘,李滨在医院“建造”过程里全权负责。李滨对记者说,从设计到设备采购,大多是跟对口企业以“半捐半付”的形式进行的,直至今日还有款项没有跟对方结清。

面积5000平米、床位50张、4个手术室的嫣然医院“实际造价”应该是多少?行业外人士无从判断。可以作为参照的是,于去年夏天开业的 “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总投资额达到了36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17亿元)。

有嫣然医院作为定点医院,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四川西婵医院以及伊美尔退出合作,而原有的三家公立医院增至四所——但嫣然医院2013年里完成的全额资助的手术数量,远远超过了四家公立医院承接手术的总和。按照一位慈善界人士的评价,李亚鹏和嫣然基金,终于将“不可控”的定点医院手术救治,推向了可控的“专项医院 公立医院”“并联”执行救济。

造血功能的隐忧

嫣然医院在创建过程中,与作为国内民营整形行业的“一哥”伊美尔“关系过密”也曾引起周的质疑。但包括李亚鹏在内,嫣然医院的创始人们并不回避伊美尔这些年对于嫣然基金的“帮助”,慈善人士也大都认为,没有医疗行业经验的李亚鹏筹建医院,依靠李滨、汪永安这样熟谙医疗制度的人很合理。

李滨对记者坦言,当初抢着与嫣然合作,并没有想着搞慈善有多么高尚、复杂,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身为“北京爷们儿”、“菲迷”,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挺”心中的偶像。他与李亚鹏没有什么私交,平素除了工作需要并不见面。

在与嫣然合作的七年里,李滨一直小心维护着与嫣然的关系。当伊美尔一家分院院长把李亚鹏等人的形象直接用于伊美尔的商业广告时,他勃然大怒,立刻开除了该院长。

嫣然医院会和每一个前来应聘的人声明,这里将像梅奥诊所一样,采取固定工资的制度而没有奖金、药品提成,期望以此来切断药品与医务人员之间的利益联系。按照李亚鹏当初的规划,嫣然医院将免费对唇腭裂儿童进行救治,但同时也将面向高收入人群,以用盈利补贴贫困家庭的医疗费。

但根据记者几次进入嫣然医院观察以及之前的媒体报道,李亚鹏 “以富补贫”设想能否在现实中运行,可能还是一个问号——与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每天家长们在挂号处排起的几百米长队相比,嫣然医院可谓门庭冷落。

李滨也承认嫣然医院至今还不能“造血”养活自己,仍然依靠之前嫣然基金拨付的善款维持运营。他认为,尽管嫣然医院按照“大红本”收费,门槛不高,但“没有医保‘兜’着”让嫣然医院与其他医院相比缺少竞争力,难以吸引普通病患。

关于医院收支出现的亏空部分,李亚鹏曾介绍,医院的13位董事会成员承担着必须连续5年每年向医院捐款150万元的责任,以保证医院正常运行。除此之外,一些用于医院的捐赠也可以对此进行一定的弥补,来分摊其运营成本。

这样的压力让很多慈善界人士都对着13位董事会成员能否坚守阵地而捏了一把汗,去年年底开始被质疑后,也有朋友劝李亚鹏逐渐淡出嫣然。但4月4日,他在英国伦敦考察期间接受BBC中文网专访仍然表示:“承诺为了女儿将终身不退出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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